您的位置  首页 >> 学术刊物 >> >> 正文
《济宁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来源:本站 | 作者:原创 | 日期:2017年7月3日 | 浏览30681 次] 字体:[ ]

卷首语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意见》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充分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创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思想理论支撑。
《意见》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意见》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必修课,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和研读经典着作,推进经典着作编译、导读工作,加强教育教学。加强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成果的学习研究,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习,梳理总结好新探索新实践,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术评价等各环节。
《意见》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基础地位,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建设,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努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重点布局一批对文明传承有重大影响、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支持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濒危学科、冷门学科。加强教材建设规划,建立健全高校教材编审机制,创新教材编写、推广、使用的体制机制,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积极性。
《意见》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扎根中国大地,突出时代特色,树立国际视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提升学术原创能力和水平,推动学术理论中国化。建立激发科研活力的体制机制,落实社会科学领域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改革政策,统筹管理好重要人才、重要阵地、重大研究规划、重大研究项目、重大资金分配,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鼓励社会资金通过捐赠、设立学术基金会等方式支持科研工作。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评价体系,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以学术质量、社会影响、实际效果为衡量标准,建立科研信用管理、评价结果公布等制度,建立健全分类评价机制,科学设置考核周期,引导教学研究人员潜心钻研、铸造精品。
《意见》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深化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理阐释,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核心思想、关键话语体现到各学科领域。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教育教学转化,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普及活动。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提升国际话语权。
《意见》指出,要建设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规范完善职称评定制度、岗位聘用制度,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完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教育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树立良好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济宁社会科学(季刊)

2017年第2期
(总第122期)

 


卷首语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1)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
理论研讨征文优秀论文
继承与超越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传统文化观
孔聪(4)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周建华(8)

习近平同志传统文化思想哲学解读
丁丽琼张沙沙(12)

汲取孟子思想精华培育为政之德
张欣莉(16)

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看官德修养
刘向红(19)

弘扬中医传统文化促进健康事业发展王广梅(23)

 

以坚守传统的责任担当献身实现“中国梦”“运河梦”的
伟大事业
杜庆生张颖(27)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学习习总书记重要指示,浅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道德建设”的作用及意义
潘汉久韩玉田(33)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
习近平关于发展的“四大新突破”卢强(37)

党的建设
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与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历史考察
张会涛(40)

工作研究
济宁市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研究
济宁市农业局(45)

社科动态
省社科界第三届人文艺术作品大赛获奖作品揭晓
曹君(48)
编辑委员会
主任:徐辑方
副主任:陈庆廷
徐琰

主编:徐辑方
副主编:徐琰
编校:汪艳艳


主办
亚游在线娱乐|优惠
编辑出版
《济宁社会科学》编辑部
刊头题字吕建德
地址
济宁市红星中路15号
电话2967612
邮编272045
电子邮箱jnshkx@163com
出版日期2017年6月
发送范围全市行政、企事业单位
交换区域全国各大中城市社科联、高等院校
印数1000册
印刷
济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本刊电子版内容在
“济宁社科网”登载
http://jiningskl.org.cn)·“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理论研讨征文优秀论文·《济宁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继承与超越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传统文化观


孔聪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总源头。中华民族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决定着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昨天、今天和明天,历史、现实和未来,一脉相承。中华文化的底色,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积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从古代治国经验中寻求有益启发,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将有关治国理政的深厚文化资源充分融入中国发展的现实道路,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深入系统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观,将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内涵,凸显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一、着重强调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
(一)有助于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合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只有认清和把握好中国的历史文化,才能更好地选择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并不断增强文化及道路自信。因此,2013年8月19日,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坚持中国特色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二)有助于培植与弘扬中国精神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绝对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根”与“文化之魂”,一定要科学的加以继承和发扬。中国梦的实现有赖于中国精神的树立,而这种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习近平认为,“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日益成为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成为鼓舞中华儿女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三)有助于提高民族道德素质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因此,“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认为唯有如此,我们的民族才能永远充满希望。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优秀传统中蕴含着丰富的做人做事的哲理,是人们提高道德修养的资源宝库。深入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可以提高公民的人文素养,同时也能增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这将有助于“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另外,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深刻揭示出传统文化在提高整个民族道德素质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和”。习近平以其深厚的国学素养在国际舞台上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华“和”文化精髓,传播“和合”思想,用“和”之智慧引领国际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多次向全世界阐释中华“和”文化,明确提出中国“和平”“和谐”“合作”的外交准则,他说:“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中华民族反对霸权主义,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我们所追求的是“万邦和谐”“万国咸宁”的睦邻友好关系。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准则,习近平提出“和谐相处、合作共赢、和平发展”12字方针,倡导国际社会应携手努力,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谈及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时,习近平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等等。针对世界文明多样性,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做到“和而不同”、互相尊重。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科学阐明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一)坚持批判性继承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动力源泉,同时也是当前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保障。在对传统文化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有着科学的阐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也就是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鉴别,积极吸收合理且优秀的部分,对腐朽、不合时宜的部分要坚决摒弃,即“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二)坚持与时俱进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不能照搬照抄。关于这一点,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必须“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这就告诉我们一定要注意传统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充分考虑中华传统文化和当前文化相适应的问题,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确保文化传承的时代性、发展性、前瞻性,努力做到传统文化为当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三)深入挖掘和阐发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重视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他要求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学习传统文化,阅读经典书籍;在教育领域要增加传统文化学习比重;利用好传统节日来弘扬传统文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三、治国理政思想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一)对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民本思想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而不衰,在当代仍具有重要价值。周朝“敬德保民”的政治路线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先河,有“天惟时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说。孔子崇尚周礼,提出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仁政思想,孟子更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秩序理论,荀子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认为立君的目的在于为民。汉代贾谊认为“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命、民无不为功、民无不为力”(《大政上》),对民本思想做了系统总结。及至后来唐宋明清等朝代的民本论,均包含着丰富的重民思想,是当代以民为本政治思想的源头。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充分体现出在治国理政中“民为邦本”的执政理念所占的重要地位,这既是对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政得其民”思想的现代阐释,也是当前政府在执政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态度。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中关于以民为本的思想内涵,体现出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但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对其的发展与超越。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此受命于民是治国根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指出中国梦必须依靠人民来实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因此“必须重民生、办实事,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使群众成为利益的主体”。另外,还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用法治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忧民之忧,严惩贪腐等论述,深刻体现出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二)对廉政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廉政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资源。“廉”的最初含义是指执政者应具备的一种品德。舜时代认为执政者必须要有九种品德,“简而廉”是其中之一,意思是“性简大而有廉隅”,即务大体而不轻细行,顾大局而不失小节。至西周,“廉”成为考核官员品德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尺,“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即“六廉”思想。孔子提倡“欲而不贪”,孟子认为“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管子在《牧民》中说:“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将“廉”作为维系社稷稳固的四大支柱之一。可见,传统廉政思想对我国廉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且深远的影响,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反腐倡廉、激浊扬清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也有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新观点、新论断。他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深刻指出腐败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一定“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在谈到当官与发财的选择问题时,习近平明确指出“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提醒领导干部要不忘初心,坚定自己的人生选择。针对“如何保持清廉本色”,习近平提出,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做到心存敬畏、如履薄冰、手握戒尺、慎独慎微。
(三)对任贤观的继承与超越
在如何选择官员参与国家治理问题上,古人崇尚任人唯贤的原则。墨子认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尚贤者,政之本也”。《资治通鉴》中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能也。”唐太宗在总结前人尚贤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治国体会,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着名论断,认为“政治之术,在于得贤”,主张“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正是由于李世民对人才的格外重视,在位期间才能出现“贞观之治”这一盛世局面。明太祖朱元璋同样重视人才的作用,他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才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举贤”。清康熙皇帝认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任用贤良是治国安邦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传统举贤思想的基础上,对人才观念有了符合时代发展的、新的阐述。“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肯定了人才在治国中的重要性。习近平近来多次强调“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这句话,2016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他再次指出:“要把各方面人才更好使用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他在会上还说道,“我们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等各方面优秀人才吸引过来、凝聚起来,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他连用“识才”“爱才”“用才”“容才”“聚才”等词汇,号召“广开进贤之路”,足见对人才问题的重视。在如何用好人才问题上,习近平提出“三要”,即“要加大改革落实工作力度,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做到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能否惜才爱才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有希望的重要标志,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四)对修身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修身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孟子在《离娄》中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管子也有相似论断,“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都认为自身修养是家国之根本。《礼记·大学》中记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足见修身的重要性。传统文化对于“如何修身”也有深刻地见解。孔子认为,首先一点要做到“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立身正、为官正,方能起到表率作用。同时要勤于自省,“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通过对自身多加审视,才能不断加以完善。另外还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在治学求进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修养。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多次强调“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他个人而言也同样重视修身,“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三严三实”活动中,把“严以修身”摆在首要位置,深刻指出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性。在新时期领导干部为何要修身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有创造性的回答。当前世情、国情、党情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也对领导干部的自身修养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同志经常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因此决不能出现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现象。对于如何修身的问题,习近平同志认为:修理想信念,防止“精神缺钙”;修党性修养,时刻牢记党的宗旨;修思想道德,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修个人作为,做到率先垂范。做官先做人,做人先修身,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委党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理论研讨征文优秀论文·《济宁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周建华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阐旧邦以辅新命”,系统梳理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充分汲取其价值滋养,并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发展,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
一、中华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渊源
迄今,人类社会已经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由于各种文明要素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分布并不均匀,产生了具有显而易见区别的各种文明,由此造成了民族自我意识的不同,形成不同国家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在现实世界中的差异性。认识不同民族在现实世界中的这种差异性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不同文明的起源特征、脉络走向、鲜明特色、独特创造,而且还有助于人们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尊重不同文明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化。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史前的文化由于没有记载,主要是以口头文学和民间传说的形式而流传下来,因此,各种神话传说——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形态,就已经成为我们文化记忆的基础。中国上古神话中的盘古开天地、女祸补天、大禹治水、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正是华夏先民与恶劣环境、与自然灾害斗争的伟力写照,自然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上古的中国不仅创造了物态的古代文明,更是形成了通过强化血缘和姻亲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团结的传统。从中国较早的古籍《尚书》讲“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说“寓合诸侯于涂山,执玉锦者万国”到《战国策·齐策四》中的“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万邦”也好,“万国”也好,这种风俗习惯、伦理观念,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信念。同时,这种血缘纽带,也把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起来,使我们的先祖形成了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强烈认同感,并由此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华文化觉醒的标志,正是雅斯贝斯所讲的“轴心时代”。轴心期文明的重要特点,就是思想巨人的辈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提出了许多影响至今的思想与重要的范畴,从而奠定了人类的精神基础。“轴心时代”的文明思考,播下了多种文明的种子。比如,古代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侧重,也影响了各自文明的路向。
不同的文明思考意味着对文明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解决方式。春秋战国时期由诸子百家提出的构成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核心范畴的一些重要思想,诸如“仁者爱人”、“道法自然”、“和为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庸”等,深刻影响了华夏后人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不仅使得后人得以由此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容和根本精神,也是理解中华文化历史走向的基点。
二、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精神追求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精神追求,比较有共识的可以这样归纳:天人和谐、刚柔相济、道法自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爱宽恕、和而不同、以民为本、居安思危、诚实守信、经世致用、日新月异、天下大同等。这些理念与价值贯通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伦理、道德诸多方面。但就其根本精神或精神本质来说,还可以作以下概括:
(一)“和”的精神
《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肯定了和是最高准则。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有之。”(《论语·学而》)和即为美,它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理想。庄子也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和即是乐,它同样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在《周易》看来,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内的整个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和谐的生命统一体。所谓“阴阳合德”、“刚柔相济”都是强调对立面的统一、和谐。
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和”的宇宙观不仅仅是高高在上,它还以各种形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我国的传统医学——中医学里,也同样是根据阴阳交感“和合”的原理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医学理论。《黄帝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本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阐明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生长、发展和消亡,都是事物阴阳两个方面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人体生理活动,疾病的发生发展,也超越不出阴阳这个道理。除此之外,“和”的宇宙观也培养着中国古人的人生观和审美意识。孔子晚年自信自己不仅“知天命”,而且无处不“顺耳”,随心所欲、也不会因有所出格而造成内心的遗憾。他显然是认为自己实现了与自然界和谐与统一的崇高精神境界。孟子也讲“万物皆备于我”“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也是指个体与自然融为一体。至于庄子认为与人和得“人乐”,与天和得“天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主张清静无为、物我两忘,更是带上了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浪漫了。画家把天地和谐之美融入画中,画便“气韵生动”;诗人把天地和谐之美融入诗中,诗便“清新自然”;戏剧小说追求大团圆的结局,江南庭院营造“咫尺天涯”意境,以及中国历史上流传至今的许多格言,诸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政通人和”、“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等等,也都说明了中华民族“和”的精神特质,浸润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重德精神
早在西周之初,周公总结商朝败亡的教训,就已提出了重德的思想:“明德慎罚。”(《尚书·康诰》)《周易》讲:“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上经坤》)其后,孔子提出了一个总的道德规范——“仁”。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把“爱人”作为“仁”这个道德规范的基本定义,进一步将道德人格的建立提升到了更加自觉的高度。主张无为的道家同样重德。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老子·第五十一章》)庄子则谓:“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也!”(《庄子·天地》)不过,儒家对于重德思想的阐发最为系统,因而影响也最为深远。
注重个人品格的修养是儒家重德的鲜明特点。孔子讲“仁”,是以“孝悌”为核心的亲亲之情为出发点,借助“礼”的规范,通过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最终实现有层次、但无界限的人类社会普遍的爱,由此建立起人对世界的普遍性道德关怀。但是,欲立人、达人,首先自己必须能立、能达,故行人,要从自己做起,故儒家强调“为人有己”(《论语·颜渊》)。儒家重德还不止于此。对于社会来说,“仁”也是治理国家、推行仁政的指导原则。因此,人的道德心还应当表现在人际关系中遵守礼仪,自觉保持和谐、稳定。而对于君子来说,应当有更大的抱负。无论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讲“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或“内圣外王”的理想,儒家都强调必须将造就“君子人格”视为最终实现个人建功立业的出发点和先决条件。儒家道德体系,其精辟之处就在于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由此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层层梯进的道德链条。
中华民族重德的精神深深浸润到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化为民情风俗,成为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独特的精神标识。
(三)自强不息精神
《周易·乾卦·象》最早提出“自强不息”的命题:“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健”即刚健,其意是说,天体运行不止,人应效法天行,积极向上,努力前行,永不止息。自强不息的思想,集中概括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自强不息精神的核心在顺应天时,日新求进。《周易》言:“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意谓天地最大的品德即在于阴阳相易转相生;又说:“日新谓之盛德。”(《周易·系辞下》)天地最大的品德,同时也就在于“日新”。日新即是变,所以,《礼记·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杂卦》也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种革故鼎新精神,正是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倡言变法革新的思想指导。
孔子十分重视刚健有为,并提出了“刚”的思想。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或刚毅,是指一个人坚定高强的意志,百折不挠的精神。孔子视之为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志节操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其弟子曾参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都是反复强调这一点。“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在孔子那里最终都归结为品德修养和人格的建立,从而与重德的精神浑然一体。
(四)爱国精神
“爱国”二字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很早就出现了。《战国策·西周策》说:“周君岂能无爱国哉。”东周时荀悦作《汉纪》,其中也有“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记载。屈原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爱国诗人,至今深受崇敬与缅怀,说明屈原所鲜明体现和热情讴歌的爱国精神,早已超出了战国时代楚国的范围,而成为两千年来中华民族认同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有三大特色:
其一,与“大一统”的思想相统一。“大一统”的思想萌芽于夏、商、周三代。春秋乱世,孔子主张“拨乱反正”。所谓“正”,在孔子看来,就是以周天子为核心,重新恢复天下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孟子、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强调“定于一”、“天下为一”。成书于汉代的《春秋公羊传》进一步发展为“大一统”思想。其中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是重视、尊重的意思;“大一统”,就是明确要以统一天下为职志。经秦汉数百年的统一,大一统思想和中华民族的整体的观念,已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深处,成为中国政治鲜明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
其二,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从孔子强调“君子忧道”,孟子提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着名论断,到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着名思想家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心天下兴亡、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一大特色。纵观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欺凌侵略、灾难空前深重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得以集中展示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风雨沧桑中,中国传统的忧患意识得到了迅速升华,其内在精神不断丰富发扬光大。
其三,注重民族气节。处世必以仁德,守身必从大义,为人重在大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表示,生存与道义皆人所欲,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则当“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民族气节经过世代的浸润,己深入中华儿女的灵魂。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着名诗句,成为后世坚贞爱国者的自白,千古传诵。舍生取义,光明磊落,精忠报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已经成为让我们民族傲立于世界的精神支柱。
三、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
任何文化说到底在本质上都是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的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凝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精神结晶,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与奠基于农业文明的中华传统文化有着诸多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升华和超越。我们今天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因为文化具有民族性,是从传承意义上讲的。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虽然存在一些糟粕,但更多的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积淀下来的文明智慧,其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至今仍然为全体中华民族所认同。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才能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目前来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对构建我国“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不仅是儒家文化的精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进步性的思想主题,它是以民为国家政治本体的一种思想体系,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一贯性。从“民为贵,君为轻”的治国理念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训,再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都是民本思想的高度概括。今天,我们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更是基于传统思想文化土壤对民本思想的提炼。虽然民本思想并不能等同于现代民主思想,但是二者都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力量,其取向是一致性。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许多被后人传颂的清官、好官,也是身体力行儒家民本思想的典范。充分发掘其历史价值,无疑对我们今天构建“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和谐社会和廉政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
(二)继承中华文化重德的传统和思想,对于推动人们树立有道德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生价值追求有积极意义
中华传统美德包括优秀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和良好民族习惯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发展的,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具有跨越时空的魅力。比如,传统文化中的“克己复礼”,强调主体道德修养,是让人身心达到和谐状态的良好方式和主要途径,具备较高的借鉴和继承价值;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思想,这对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自我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无疑是一剂良药。再比如,传统文化中在义利观上“见利思义”,在和谐观上“礼之用,和为贵”,在意志观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生活观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在人格观上推崇“德”、“智”、“勇”统一的君子人格,等等,在今天看来,这些积极向上的道德追求,对于推动人们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人生观,实现人生价值追求,仍具有积极意义和转化价值。当前,应结合传承这些传统美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生活和个人层面的德目细化,引导人们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使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真正落到实处。
(三)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强大的历史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凝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同时还应看到,历史观决定价值观,价值观的主动权来自于历史观的力量。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团结统一的价值取向、贵和尚中的思维模式、勤劳勇敢的内在品质、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崇德重义的高尚情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无疑是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实的历史支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中,始终把家、国视为一体,始终把族群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萌生发展出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当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人心凝聚、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使公民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委讲师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理论研讨征文优秀论文·《济宁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习近平同志传统文化思想哲学解读


丁丽琼张沙沙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记载的不仅是文字。宋朝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提到:“文,所以载道也。”陈来先生解释说:“‘文’是服务于‘道’的,道是内容,文是形式。”从古至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就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马克思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文化与哲学的联姻使文化得到哲学的支持,哲学成为“文化的灵魂”。就这样,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而哲学成就了改造世界的可能。
习近平同志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多次借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词、典故、中国文化人物、故事来讲述自己的治国理政思想。语言平实、表意贴切、意境美好,能够唤起大家的共鸣。习近平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历史,继承文化,弘扬中华文化自信。本文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维度挖掘习近平同志传统文化思想,寻找习近平同志传统文化的哲学坐标,建构其哲学框架。
一、本体论:习近平同志传统文化思想乃礼乐之道
《礼记·乐记》首篇《乐本篇》中有言:“是故先王慎所以感知者,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习近平同志文化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深刻的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礼乐之道。
(一)礼乐之道之仁爱精神。孔子对于仁的定义是“仁者爱人”,习近平同志文化思想的首要之义就是“人民是第一位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深化群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写出未来文化工作的重点是打造为人民服务的文化,这是“爱人”的目标。在2014年9月24日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儒学研讨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次会议以‘儒学: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体现了关注世界前途、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世界各国人民也都希望生活在安康的环境之中,期盼饥饿、贫困远离人类。”这是一个大国领导人和大国人民对于“亲仁善邻”文化的继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思想的传播。习近平同志在关于扶贫的问题上,提出了“精准扶贫”,更是多次谈到“智力扶贫。”中央政府在2014年投资500亿专项基金,全面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国家在2010年开始每年专设“免费师范生”大学本科教育,向贫困地区输送优秀年轻教育人才,从软件上提高贫困地区教育水平。因为习近平同志知道,“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真脱贫。国家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提到的新目标之一,就是“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在义务教育、公共文化等方面,坚持普惠性、均等化、可持续,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在文化上实现全民公平正义,是人在精神世界的公平。精神自信,是民族不自卑的根本,是仁爱中“兼爱”的最终诠释。
(二)礼乐之道之和合精神。“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朱熹认为:“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这是孔子对先王化民以和的赞赏。陈来先生在《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中提到另一个“合”字。他认为:“以‘合’为上,或者‘以合为本’,这个‘合’不是‘和谐’的‘和’,是合作的合、合一的合。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处理民族、国家这类事物时,强调合一高于分立。在中国历史政治文化里,这是管理国家很重要的价值观,从上到下都以合为高、为尊、为贵,不赞成分立。”文化为用,要从容不迫,还要合一。习近平同志在关于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上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这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化民于无声。“百姓日用而不知”讲的就是核心价值观要入脑、入耳、入心。价值观是老百姓的事情,是关乎全体社会成员行为的问题。如果只有少数人知道、少数人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就会被束之高阁,失去它应有的价值。日用就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要用实际行动在生活中做到,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所谓不知,就是不知不觉地践行着核心价值观,不是拿核心价值观做样子,不是挂在嘴上、说给别人、与己无关,而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然而然、习以为常地循着核心价值观思考、行动。和谐于生活,合一于行为,化民于无为,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于“和合思想”的发挥。
(三)礼乐之道之敬德精神。有礼必敬。《礼记·曲礼》开篇就有“勿不敬”,郑玄注曰:“礼主于敬。”《礼记·乐记》讲:“致乐以治心”。礼乐教化的实质是“治躬”与“治心”相结合,做到表里如一,而这表里如一的结合点就在“德”。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这是习近平同志所代表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过去五年的道德建设任务。习近平同志在对于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中讲过:“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2016年初确定的“国家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指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习近平同志坚持将道德建设作为国家发展和建设的两翼之一来抓,养民之身的同时养民之心。习近平同志关注百姓的同时更加关注党内同志的思想道德建设,他关心党内领导干部的工作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到家风问题,他在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会议上教导大家说:“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家风看似小事,但习近平同志说:“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领导干部的家风代表的不仅是个人家族文化,还是领导干部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表现。习近平同志关注领导干部的德行,从细节抓起,从每一个人德的起源抓起,这是对德的敬仰,更是对“敬德”思想的认可和传承。
二、认识论:习近平同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乃天人合一
习近平同志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所理解的天人合一就是对于文化物质、历史性的认可,对于文化人民性的继承。
(一)文化的物质、历史性。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的方向说:“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习近平同志认为文艺作品反映国家和民族,就是说文艺是对现实物质世界的投射,离开现实的文艺作品是不真实的,是不会有生命力的。与此同时,也严格的督促文艺工作者:“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文艺工作者立足于生活,就是立足于真实的物质,不是立足于意识,更不是闭门造车。
习近平同志在认同历史的延续时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习近平同志认同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在讲到核心价值观时说:“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在提到中国人民取得的文化成就时说:“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境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当今中国文化的成就是中华文明行走至今的必然。提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理解时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同志对于文化的历史性,正如他自己所讲:“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二)文化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无愧是文化的创造者。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习近平同志讲知识创造的问题时说:“知识有前人传承的知识,也有今人创造的知识。前人传承的知识积累了人们历史上对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重要认知和经验,今人创造的知识形成了人们应对时代问题的智慧和探索。这两方面的知识对人类继往开来都十分重要。”对于文化建设的问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十八大报告中这样说:“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面对文艺工作者,习近平同志将其作为第三个问题再次重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同时督促文艺工作者向人民大众学习:“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文艺要热爱人民。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承认文化的历史性,才能成就文化的未来。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
三、方法论:习近平同志的传统文化思想乃人文精神的整体论
蒙培元对于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曾经讲:“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的机械论哲学,它是一种整体论的生命哲学。这种哲学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亦可称之为深层生态学:其主要方法则是生命体验与直觉的统一。中国哲学具有很强的人文精神,其方法也是人文主义的方法,生命体验和直觉就是这样的方法,体验方法则是解决人的存在问题,包括人的‘自我实现’,包括‘安身立命’之道。”习近平同志在文化建设方面,关注中国人民的切实需要,同时又以制度的形式保证需要的真实获得。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讲中国人民对于物质的强大需求也实现了。今天讲“自我实现”,甚至讲“民族实现”,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时机了。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与新一代领导班子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的口号。他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关于自我实现,最大的莫过于整个民族的实现。“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个梦想,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表达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中国梦作为实践的导向,还需要要实践的抓手。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三个倡导”以后,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坚持以人为本,融入国民教育,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的讲话中有:“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广大青年要坚守和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抓手,“‘三个自信’需要我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定作支撑。”
习近平同志不仅重视文化意识领域本身,更重视文化的宣传。他强调舆论工作的重要性,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48字”箴言是新时代舆论工作的“航标”,也是保障我们人民群众耳朵听得真切、眼睛看得真实的保障。如何能够更好地完成“自我实现”,文化体制改革是动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最大矛盾依旧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改革势在必行。2013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繁荣。”文化改革的好与坏如何判断,这需要有制度的保障。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只有立法优良才能实现善治的目标。
文化建设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法治、改革、梦想、价值观共同发力,才能够满足真正意义上中华文化的“安身立命”。
四、总结
习近平传统文化思想内容丰富,实践指导意义重大,探索习近平传统文化思想的哲学意义,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科学体系也有重要价值。随着文化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实施,相信习近平传统文化思想内容会更加丰富,体系会更加完善。(作者单位:中共兖州区委党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理论研讨征文优秀论文·《济宁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汲取孟子思想精华培育为政之德

张欣莉“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政德,就是为政之德,是党员干部人格与品质、思想与行为的内在准则。自古以来,政德隆,民德昌;政德毁,民德降。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曲阜考察时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道德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加强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对加强党员干部政德建设更具重要意义。2012年开始,山东济宁市提出利用本地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打造以优秀传统文化为特色的干部政德教育基地,在加强党性教育的同时,让党员干部优先接受传统文化精华的润泽,孟子故里邹城也被纳入重点的政德教育基地。孟子作为儒家“德治”思想的传承者,其优秀思想和传世精神不仅为当代党员干部的个人修养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也对党员干部的价值观、行为准则规范和思想境界的提高具有继承和借鉴作用。
一、孟子的“性善论”应成为党员干部善良正直、明辨是非的立身之本。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美好品德的萌芽,故称“四端”,人们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对社会民众而言,人性本善,可以启迪人们向上的心智,激发向上的精神,不光要肯定它还要坚守它,并为之积极修为;对社会管理者而言,其意义尤为重要:首先要以善自修,处处做民众的表率;还要爱民、富民、教民,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和谐与发展。
现时期对党员干部而言,仁义礼智仍然可以借鉴并利用其作为道德范畴的“品牌”价值,赋予其适应时代要求的新鲜内涵。可以说“性善论”应成为党员干部善良正直、明辨是非的立身之本。习近平对党员干部要求的“三严三实”其中就提到“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细思量,所谓“心存敬畏”,不正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的综合吗?所以,要正确理解孟子的“性善论”,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要常怀敬畏之心,“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不光在台上、在公众场合,更要在台下、在家里、在八小时以外、在无人知晓的地方,甚至是潜意识里的一闪念要“慎”字当头,做到“慎始”“慎独”“慎微”“慎好”。我们党员干部只有有效地抵制私心、贪心和野心,时刻牢记宗旨,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严守道德底线,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才能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二、孟子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应成为党员干部的政治追求之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的“民本”思想至今散发出经久不衰的思想光辉。首先,“民贵君轻”思想突出了“民”的重要性。孔子讲“仁”,重视的是人的生命,孟子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和权利。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滕文公上》)他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孟子·滕文公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实行“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广施恩泽以让人民安居乐业。其次,“民贵君轻”思想要求统治者进行自我道德约束。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因此如果君主想要保证邦固国宁的话,就必须得民心,顺民意,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提到上古先民对周文王和夏桀的不同态度不禁使人振聋发聩。因此孟子说:“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孟子·离娄上》)给予人民他们想要得到的,而不是把他们所厌恶的强加给他们,就会得到民心,人们就会像水向下流一样自然而然地去归依施仁政的君主。正是基于以上思想,孟子倡导统治者在治国之道上要施“仁政”。思想上要重民、爱民;军事上要避免战争,安民、救民;在经济上要“制民恒产”做到富民、利民。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只有使人民有了赖以生存的财产,赖以创业的物质,就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安居乐业,就不会为非作歹。人民丰衣足食有了稳定物质生活基础,那么,在“仁政”下,就会出现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孟子·离娄上》)因此孟子认为“仁政”是一种“德”,一种“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就是这个道理。
中央一再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就要求每个党员和干部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置身群众之中,心系群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具体来说,首先要做顺应民心之事。顺应和实现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多谋有利于增加群众收入的事,多干解决群众就业、就学、就医、住房等实际困难的事,多做促进公平正义的事。二要多干温暖民心的事。群众利益无小事,有些看来关乎民生的琐碎小事,但常常却是群众切身利益的急事、难事,如果解决得好,就能暖一片民心;相反,解决得不好,就会寒了许多人的心。所以要从身边的事情抓起,诚心诚意地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三、孟子思想的“正气论”应成为党员干部高尚理想品质追求之源。宋代理学家程颢曾说孟子具有“岩岩泰山之气象”,赞颂孟子的气度和风范犹如泰山一般巍峨高大,令人景仰。孟子倡导的“正气论”是中国民族精神瑰宝中的闪光亮点,对塑造民族之魂功莫大焉,对于从政者更是必须具备的精神素养和品质追求。首先,孟子思想体现了社会担当意识。孟子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更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心。他提倡要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博大胸怀;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是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一种正义凛然的精神状态,它是一种刚正之气,也是我们所说的人间正气。从政之人还要具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品格。一个人只有具备这些正义之气,才能担当起治天下的大任来,才不负时代的期望。第二,孟子思想体现了信念坚定、勇于拼搏的进取精神。我们熟悉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已经成为千古名言,一直激励后人,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刻苦自励,奋发向上。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的中国梦,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们的手中,如何担当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重任,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旗帜、继往开来,夙夜在公、励精图治,以作风建设开局起步,以实现中国梦凝聚力量,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拓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习总书记说过:“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应该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最高标准,在难题面前勇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对领导干部有如此明确的要求,普通党员干部也同样要按这个标准要求自己。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勇于负责,敢于担当,面临复杂形势,面对艰巨任务,我们尤其要树立坚定信仰信念,增强忧患意识、使命意识、进取意识,坚持刚正不阿、公道正派的工作作风,坚守自己的道德底限,恪守党的纪律,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以良好的形象凝聚人心,以正义的力量鼓舞人气。
四、孟子思想的“义利观”应成为党员干部恪守廉洁操守道德规范之源。孟子思想体现了清正廉洁、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孟子重义轻利,“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孟子所说的“义”不仅指君子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即君臣之道、家庭伦理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和方法,更是把“义”看作一种理想的人格,升华到了关乎人生的高度。他为了义甚至可以舍弃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的义利观其实质就是在社会中倡导一种追求正义和真理、遵循道德规范、反对见利忘义的一种价值观,这种崇高的义利观的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凝结和升华为诸如大公无私、无私无畏、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等传统美德,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和鼓舞民族斗争的伟大精神力量。
对于新时期的党员干部而言,面对的利益关系更加纷繁复杂,在这种形势下,坚持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与保障共产党员的合法利益相结合,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义利观变得尤为重要。党员干部应树立正确的义利标准,做到崇义兼利,义利统一;同时要加强自身修养,保持廉洁自律,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社会大义与个人私利的矛盾面前,应当始终遵循义在利先的理念;在群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面前,应当始终遵循舍利取义的理念,舍个人之小利,取人民之大义,这才是共产党员正确的义利观。
五、孟子的“学习观”应成为党员干部迎接挑战、增强执政能力之源。孟子对学习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人的一生要不断学习慢慢积累。他以流水作比喻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孟子·尽心上》)“科”是小坑,流水遇到小坑,不注满是不会继续流向前去的。学习也是这样,只能逐渐积累,而不可随便逾越。否则,没有坚实的基础而幻想一步登天,终将会为自己知识的缺陷而后悔的。孟子还强调学习要善于思考。他告诫人们:“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强调读了书不勤思考和运用是没有效果的,至于怎样思考?他提出了“由博返约”的原则:“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意思是通过多学,进行详尽地研究,融会贯通之后,反过来简要地阐明学问的精髓。孟子关于学习的诸多论述中,他还难能可贵的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对经典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不盲目迷信书本和经验,“不唯书,不唯上”,看重实践,体现出圣贤人物的治学风范。当然还有学习不能“一曝十寒”、要“专心致志”等耳熟能详的成语自古以来对笃学修身的人们提出学习的标准。
注重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90多年漫漫征程,我们党之所以始终葆有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发展,正是由于有千千万万名共产党员能够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始终永不自满、永不停滞。如今,我们正身处于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所以党员干部要把学习作为加强政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将学习作为一种持续的自觉行为和精神追求,通过学习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取得新成效。
六、孟子的“尚贤观”应成为党员干部队伍建立选人、用人良好机制的活水之源。孔子把举用贤才作为执政者的一条重要措施。孟子作为儒学的继承和发扬者,同样强调任用贤才的重要性,并对此有全面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针对当时战国纷争的形势,他提出了称王天下的五个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朝矣”(《孟子·公孙丑上》)。同时孟子还就贤士要有道、有德、有为、有责作了精辟论述:贤士要有道。“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梁惠王·上》);贤士要有为。“士无事而食,不可也”(《孟子·滕文公下》);贤士要有责。“如汲去,君谁与守”?(《孟子·离娄下》);贤士更要有德。“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孟子·滕文公上》)。尚贤思想为后来者所继承发扬,汉代的董仲舒,宋代的司马光、程颢、程颐、朱熹,一直到清末的龚自珍都大力提倡选贤举能。
当前的中国已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期,人才对中国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聚集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这体现了党对人才工作的重视,为人才工作奠定了群众路线“调子”,标志着人才强国战略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对此,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提高认识,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去发现、培养、教育、引进人才,让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充实到我们党的队伍中。首先要善于用人所长。干部队伍中,才干总是有长有短,看干部的综合素质,首先要看其长处充分发挥其优势,对于影响到工作的缺点和短处,促其克服改正;其次要敢于让能者在位。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在全社会形成“不惟学历重能力”的氛围,就是强调要重用那些能干事会干事的人使之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再次要勇于用人不疑。让各类人才在其位、谋其事,施其能、展其才,放开手脚,大胆工作。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时代赋予共产党人的新要求,我们应借鉴孟子思想其时代价值,特别是要从提升党的形象的高度努力加强道德修养,自觉实践我们党倡导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形成高尚的人格力量,提高执政能力,赢得人们的敬佩和信赖,从而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影响民风,引导整个社会广泛形成讲道德、重修养、尚清廉的良好风尚,推进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作者单位:中共邹城市委党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理论研讨征文优秀论文·《济宁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看官德修养

刘向红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的讲话中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015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求是》杂志上撰写题为《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的文章,认为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中国历代思想家既重视以德修身,也重视从政以德。
一、从历史看官德修养
历史是人类社会的过程,历史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历史是古今中外的变化,历史是天人关系的探究,历史是人际交往的省悟,历史是立体思维的方式,历史是充满智慧的宝库,历史是做人做事的明镜。
(一)官德的定义
官德是从政道德,是官员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我们共产党人的官德,应该是为民、务实、清廉。重视官德在中国历史悠久,西周就有“以德配天”与“明德慎刑”的提法,孔子则始终强调“为政以德”,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司马光说:“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谓之才,正直中和谓之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二)古代官德的内容
中国古代官德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该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本文重点谈慎独、安民、举贤、廉政四项内容。
1.慎独。慎是对自身作为的敬畏和约束。古代官德强调八方面的慎,即慎独、慎欲、慎微、慎权、慎友、慎嗜、慎言、慎终。学界对慎独的解释众说纷纭,我认为慎独是指人在独处时自觉遵守道德。《礼记·大学》:“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礼记·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曹植《卞太后诔》:“只畏神明,敬惟慎独。”袁采说:“处世当无愧于心”。叶存仁说:“不畏人知畏己知”。
2.安民。《尚书·皋陶谟》:“在知人,在安民。”晏子说:“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陆机说:“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张居正说:“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黄宗曦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3.举贤。《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管仲认为,官德包括“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强调“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举天下之贤。”墨子说:“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刘向说:“要在得贤而任之”,“国无贤佐俊士,而能得成功之名,安危继绝者,未尝有也。”王符说:“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左雄说:“臣闻柔远和迩,莫大宁人,宁人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诸葛亮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唐太宗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受到唐太宗批评。封德彝回答:“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4.廉政。包拯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明代山东巡抚年富的座右铭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薛瑄提出:“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猖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徐榜说:“惟士之廉,犹女之洁,一朝玷污,终身玷缺。”清朝陈弘谋说:“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
(三)历史的比较
管子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孔子强调“修身为本”“克己复礼”。“康熙圣谕广训十六条”强调“敦孝弟以重人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联保甲以弭盗贼”等。
(四)四种价值律
中国古代的四种价值律中,金律和银律是道德的,铜律是非道德的,铁律是反道德的。金律是“欲人施诸己,亦施于人”,即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为尽己之心,从自我出发,尽力成全别人,哪怕有人伤害过我,我也成全他;银律是孔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换位体谅别人。铜律是“人施诸己,反施于人”,意为别人如何对待我,我就如何对待别人,只讲交换价值的对等;铁律是“己所不欲,先施于人”,即曹操所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意为不惜伤害别人,哪怕有人救过我命,我也伤害他。官员应崇尚金律,以银律为底线,排除铜律和铁律。
二、历史上为何重视官德修养
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视官德修养,反复强调官德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一)做官先做人
清代学者徐乾学说:“做官时少,做人时多;做人时少,做鬼时多。”我觉得这16字说得好,可谓大道至简,通俗易懂。做官和做人相比,做官一般是三十多年,而做人大致是一百年。做人和“做鬼”相比,做人大致是一百年,而“做鬼”却是永恒的。这里主要是讲人生观,是讲一个人“做鬼”后得到的评价,完全是根据其做人的表现。人生百年其实很短,有人认为“如白驹过隙”,所以人生一定要有意义。焦裕禄精神是短暂铸就了永恒:焦裕禄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精神。我们一般官员不敢追求永恒,但应追求一点长久。我们为官几十年,应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莫以善小而不为”,甘愿从自身和点滴做起,为社会和后代留下一点有长久意义的正能量的好东西。我们如果只是拥有很大权力,或者赚了很多钱,但权力不为人民服务,钱都供自己铺张浪费,那是不正确的人生观。权力和钱都是过眼烟云,人一旦“做鬼”后则一无所有。正如俗话所说,人不能把权力和钱带进坟墓,但权力和钱可以把人带进坟墓。
(二)德是立身之本
古人认为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其中立德最重要,因为“人无德不立,官无德无为”。老子说:“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一个人没有道德,就不能完善自身。《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以皆以修身为本”。郑板桥说:“种十里名花何如种德,修万间广厦不若修身。”
以德立身修身,一要内省,二要克己。内省是思想道德上的一种积极的向内探求,而不是对外要求和抱怨别人。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克己是思想道德上的一种严格的自我约束。孔子提倡“克己复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认为君子克己“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三)德是为政之要
《尚书·立政》载,官员要具备“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周礼·天官》载,官员要具备“六廉”:“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官员从政要重视道德,如同北极星一样安居其所,其它星则有序地围绕着北极星。孔子还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即官员要以自身道德教育感化百姓。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与西周“明德慎罚”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认为,春秋时期“礼乐崩坏,天下无道”,所以他周游列国,提倡德政,致力于变天下无道为有道。他强调德政的正面功能,认为德政是区分“仁君”与“暴君”的重要标准。君主和官员只有施行德政,百姓才能遵德而行,天下才能长治久安。董仲舒说:“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
(四)德是立国之基
国家的治理一定要重视官德,国家由盛转衰往往因为官德颓废,所以唐朝诗人李商隐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我曾读过一本书,书名用了李商隐的话:《从政再提醒:成由勤俭败由奢》。本书从艰苦奋斗明鉴、简朴节约撷英、廉洁从政衷言、骄奢淫逸警示、进德资政新语等5个方面,列举了古今众多正面和反面人物,通过对他们的剖析,提醒官员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做党员和群众的榜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党才能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古往今来,为官者‘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
三、当前如何加强官德修养
本文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中慎、公、廉、学、悟五个字和官箴书,以焦裕禄的官德修养,分七方面谈谈当前如何加强官德修养。
(一)慎独慎微
常言道: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官有所畏,业有所成。《诗经·大雅》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说法。民间也有“丢失一颗钉子,坏了一个蹄铁;坏了一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的说法。宋太宗赵光义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字颁于州县,立于衙署大堂前。州县官吏坐堂理事,即可看见这16字,以警戒其秉公办事,从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德鲁克认为:“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
(二)一心为公
一心为公包括古代官德中的安民和用贤,因为只要做到了一心为公,当然也会做到安民和用贤。官员要不计个人利害和毁誉,跨越名利关、亲情关和亲信关,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有人提出,一心为公要求官员在意识上摒弃做官发财的腐朽“官”念,要求官员不把个人得失作为制定政策的前提,要求官员在选人用人、利益分配、资源管理时要公正,要求官员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不欺上瞒下。
一心为公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中的“天下为公”,具有深厚的民族特色和历史底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元素。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官员最好能够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好能够真正自觉自愿践行,并带领党员和群众“日用而不知”。
(三)清廉为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执法司法是否具有公信力,主要看两点,一是公正不公正,二是廉洁不廉洁。这两点说起来简单,要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扭住职业良知、坚守法治、制度约束、公开运行等环节,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
我们目前正在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正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清廉为政需要从四个层面理解:一是不敢腐。现在强力反腐,既打老虎又拍苍蝇,一般官员不敢腐了。二是不能腐。我们通过不断健全规定,完善制度,一般官员不能腐了。三是不想腐。我们通过一系列教育活动,官员理想信念坚定了,自觉了,当然不想腐了。四是不必腐。我不主张高薪养廉,但适当提高官员工资,使官员能以薪养廉和体面生活,对不必腐是十分重要的。
(四)加强学习
官员一定要加强学习。学习主要指读书,特别是读经典。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己。”曾国藩说:“我这一生,无一日不读书”。“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以图自卫其身。”“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我们还要将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只学习不思考则迷惘,只思考不学习则危险。孔子还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康德说:“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都是强调学习与思考结合的重要性。
(五)学以致用
学以致用对官员非常重要,其中的“用”既包括对具体工作的“有用之实用”,也包括对整个人生的“无用之大用”。但在重视学以致用的同时,也要重视学以致悟。特别是对“无用之大用”而言,往往难以直接学以致用,一般是首先学以致悟,然后悟以致用。学以致悟要悟理悟法悟情,尤其要学道悟道。当然在学道悟道的基础上,也要行道弘道。这里的“道”主要指中华文化的大道理、大法则、大智慧。在学道悟道、行道弘道的过程中,我们官员的内心一定会更恭敬、更纯净、更虚静,我们的官德修养也一定会加强。王国维用晏殊、柳永和辛弃疾的三句诗,提出的人生三种境界,可供我们官员实现工作目标和人生目标时借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六)官箴书
官箴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宦海指南”和“牧民宝鉴”,专讲为官之道,一般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特别强调官员的修身立德。有人认为,官箴书在中国古代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国家系统中,官德修养的好坏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影响到社会风尚及民风的好坏。所以,就最高统治者而言,希望通过官箴加强各级官员的道德自律,约束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就官员自身来说,可以从官箴书中汲取前代官员的为官之道。中国古代有很多官箴书,大家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有选择地学习和思考。有人总结说:官箴书中最简练的是宋代吕本中的《官箴》,最规整的是元代张养浩的《三事忠告》,最深刻的是清代陈宏谋的《五种遗规》,最实用的是清代汪辉祖的《学治臆说》。
(七)焦裕禄的官德修养
焦裕禄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值该县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工作方法,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查风向、探水流,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治理“三害”的办法。他带领干部访贫问苦,为群众争取救济粮款,把保障民生做到了百姓心中。他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焦裕禄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他病危时,用尽全力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死了不要多花钱……省下来钱支援灾区建设……我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时说:“要重点学习弘扬焦裕禄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和道德情操。要见贤思齐,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很多东西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这短暂铸就了永恒,焦裕禄精神是这样,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都是这样。”“我们要深入思考一个问题,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并不长,但给我们留下这么多,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
(作者系济宁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理论研讨征文优秀论文·《济宁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王广梅

弘扬中医传统文化促进健康事业发展一、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中医学不仅是中国医疗科学技术的伟大宝库,在发展过程中,也充分吸收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内容和特点。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床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医学在思想、理论、观点,甚至具体内容上,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1、中医药具有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
(1)中医药追求标本兼治。中医药是整体调理,西医是对抗性治疗,对症下药的中药几乎没有副作用,西药副作用大且有耐药性。
中医药有“简、验、便、廉”的特色,中医传统疗法中以经络学说为依据的一些疗法,是通过对机体的整体调理,使天地人相应相谐的高超疗法,却未得到应有的扶持与发扬光大。对民间中医药发掘工作重视不够,竟使散在民间的秘方纷纷消失。这是中医药产业的莫大损失。据权威估计,全国至少有15万锦方妙剂,可以涵盖世界性疑难杂症乃至“绝症”,这是中华民族无价的宝贵财富,未予应有的重视。
不同的东西方文化理念,决定了现代医学和中医药的不同医学体系。同是治疗疾病,现代医学的思维方式是“对抗”,直接针对病灶,有菌杀菌,有病毒抗病毒,长了肿瘤切掉等等,强调其科学性和纯客观性。而中医药的思维方式是“平衡”,认为生病是因为人体“偏性”,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不平衡所致,治疗就是校正身体的“偏性”,所谓寒则热之、热则寒之等,以恢复原有的平衡,强调整体观照、辨证施治,强调健康而非疾病。
现代医学因为讲究“对抗”,抗生素很发达。中医药因为要校正“偏性”,实现“平衡”,如面对所谓的大“寒”大“热”时,使用含有毒性的中药,如砒霜等。从砒霜提取的有效成分治疗白血病就有特效,这在国际上已得到公认。
中医所有的方剂,只为一个目标——把人体的内环境调整到一个合适与稳定的状态。一个真正的中医所治疗的只是人体的内环境“中药含有毒性成分,并不意味着对人体必然有害。”这是因为,一方面药材经过炮制可以减毒增效;另一方面某些中药材的适量毒性可以起到以毒攻毒的治疗作用,而中药的复方配伍可有效抵消其毒性反应。
(2)中医药能抵御大疫情,西医药则反映慢。中医是以不变应万变,西药则必须出现新病后,提取细菌,再培植,用于治病,这样快则半年,慢一两年三四年甚至无法研制出新药,如治艾滋病的药。而中医辩证论治效果显着。
(3)中医是中华文明的符号和象征。中医药学术体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科学门类,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过不朽的贡献,在现代医学较为发达的今天,仍然在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医自己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它就具备双重内涵,一个就是它的人文属性,它是一种哲学医学模式,它讲整体观,讲天人合一,讲阴阳,讲这个人要平和,阴阳的本身就是平和,和现代科学认为人体和任何一个生命体的内稳定保持平和完全是异曲同工。这就是它的人文科学部分。
但是中医还有它的自然科学部分。它也非常明确地讲清楚了在中国的这一套理论上推荐出来的人的心肝脾胃肾和每个人的心肝脾胃肾的完美功能表现。比如我们讲脾胃,脾胃是取后天之本,这个人如果吸收好,吃嘛嘛香,肯定长得很壮,如果脾胃很虚弱,吸收不好,肯定营养就会不够,营养过剩不行,营养不足也不行,中医这些理论源于什么?这就不是哲学,这是一种自然科学内容,它对人的心肝脾胃肾都有非常好的功能界定,中医是一种最原始的又符合了我们最现代科学的这种内涵的实践医学,它强调的是实践。
中医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完美结合的临床医学科学,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种科学体系。这就是对中医的界定。因为中医到现在有疗效,有的人说中医有些东西现在科学无法解释,有的东西不能量化,有的东西没有形态学基础,因为我们知道现代医学认为我们人体的所有都要有形态学基础,比如你有血管,有神经、有肌肉、有骨骼,中医的经络在什么地方呢?中医的血和现代的血是一样的,中医的气又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不见,摸不着,这种功能的东西。
2、中医药学理论博大精深
中医学经过2000多年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经过无数医学家的努力,形成诸多学说。就其理论基础而言,包括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气血学说、经络学说、五运六气学说、病因学说、诊法学说、治则学说、中药性能学说、方剂学说和养生学说。这些学说环环相扣,纵横贯通,从而形成一个庞大、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
中华医学,绵延数千年而气脉不绝,历经磨难坎坷而百折不挠,且医籍之丰,医家之众,波澜壮阔、奔流不息,为世界医学史所罕见。其因何为?正是一代一代中医人铸就中医之魂!中医之魂是中医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是中医造福人类的财富之源。
“和”是中医的核心价值。天人合一、人我合一、形神合一,和是生命赖以形成、存在、运动的基础,和是健康、快乐、智慧的最高境界。人居天地之间,天地人得其和,则风雨有节,寒暑适时,人之起居服食、视听言动、喜怒哀乐无所过,则心和而形和,形和而气和,气和而天地之和交应,此所以长生久视之道。为医者不仅要在诊断治疗上整体审查、四诊合参、辨证求本、调中致和,而且要在医患关系、同道关系上以和谐为目的,以诚信为原则,信和、谦和、温和是为医者的内在道德修养和外在行为规范。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的根基和灵魂。“仁和精诚”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弘扬“仁和精诚”的核心价值是中医人的神圣使命。
在西医传入中国前,中医是中国人数千年来治病疗伤的唯一方式。目前世界上认同中医的人越来越多,美国已特许中医进入,韩国正在把中医改为韩医,并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难道我们要等国外大力借鉴与倡导中医时再去振兴中医?这岂不要贻笑大方?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洗礼中,中医药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中断,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一个民族文化的兴衰,制度起着关键性作用。挽救中医药,一切将取决于中央的决心。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中国文化是其灵魂,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国政府在了解了卫生部长期以来因为制度偏差而实际上不断在消灭中医、致使中医药已经到了灭亡境地的情况之后,抢救中医药、抢救中国文化,自然就成为当届政府的首要任务。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灵魂的抢救。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就会魂不附体,就会成为其他民族或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所以,抢救中医药不只是中医药界的事情,也是中华民族的事情。
3、否定中医是没有文化自信
中医药学遗产面临的最大危害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因为中医属于传统文化,中医也在割断自己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改投“现代化”的门下。可是,失去了传统文化依托的中医,就如同离开土壤的大树,只有枯萎和死亡。
中医药学术体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科学门类,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过不朽的贡献,在现代医学较为发达的今天,仍然在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医药技术受到越来越多外国人的欢迎和喜爱,形成了世界范围的中医热。世界卫生组织在2003年《全球传统医学发展战略》中,明确指出针灸、中药等传统医药正在全球获得广泛重视,并盛赞中医药学是世界传统医学的榜样。在医学模式改变、诸如SARS、艾滋病等各类新病种加速出现的今天,中医药技术又以其卓越的疗效让科学界刮目相看。
中医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中医的“辨证”思想也影响到了许多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思辨的民族,中医和中华文化的核心是重“谋略”。即使在现代化的浪潮下,中医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中医的辨证与中华文化的讲究辨证均衡的长处是明显强于单纯的技术的。可以这样认为,几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医就是凭着这种高超的智慧来救治苍生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才是人类医疗发展的正确方向。因为中医不仅体现在治病救人方面,还包含道德文化哲学等等社会各个方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取消中医是对中国历代医生的否定,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
以前,对中医没有信心,是因为我们落后,就否定我们的文化。现在我们发展了,也发现西方有严重问题,我们还有必要再否定我们的文化,否定我们的中医吗?
二、中医学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中医学及其医德的发展水平。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及传统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同,医德的成就和进步也不同,特别是封建社会几个阶段的发展,更清楚地表明医德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医德的关系,有利于医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它从哲学、科学的角度上揭示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和意义的,既是充分说理的,又可以让人进行实证,这些内容不是一般宗教能随便解释得了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
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尚公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贵和也是由尚公派生出来的。
中国古代尚公,首先是由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中国是在没有彻底破坏氏族血缘关系的情况下由野蛮进入文明、建立国家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种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这便是孟子说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有学者说,中国古代的“国家组织,一如家族”,是“君与父无异”、“家与国无分”的。由家族本位引发的势必是整体主义。这是因为,家族的整体利益直接关系每个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家族的地位所决定的。这样,人们自然会把家族的整体利益置于首位。在这种古老的社会学理论影响下,家族整体主义发展扩大为重群的社会整体观念。于是,整体重于个体,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就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群体、整体通常是用“公”来表述的,因而“尚公”便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中医学讲究超越结构的整体观念,就是脱胎于“尚公“思想的模板。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不仅把人体自身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也把人与自然、身与心、人与社会等各种因素统一联系起来。所以在分析、认识人的生命现象和诊治疾病时,往往要从这种广泛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去把握。
并且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又有其独特之处。第一,这一整体观念认为万物连同人自身都是由一元之气化生的,这一整体超越了结构,却又没有忽视结构;第二,气的运动变化是连续而非间断的。这样一种连续的气话运动整体,从过程而言,不能截取任何一段加以个别认识,个别需服从整体。所以无论生理现象还是病理现象,都只能从真题的全过程出发;第三,气作为万物始基,它是无限的,充满宇宙的。因为无限,所以无法选取有限的内容加以认识。整体辩证愈加重要。
同时,中医学重视顺应天地的自然观念。崇尚自然,顺应自然,最后达到天人合一。它既强调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又强调自然而然的状态。这是对道家“无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
尚公是贯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首先,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仁是四德、五常之首。而仁的根本精神就是爱人利他,其着手处是“克己”,即克服自己的私心、私欲。到后来,宋儒直接以公释仁,如“公而无私便是仁”,以去私作为为仁之方。中医更是以伦理强化医德。医德即医学道德。它以医药学为基础,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和深化的过程。由于医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受着社会道德及意识形态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与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明确这一关系,有利于医德的发扬光大。中医史上历来强调医德修养。孙思邈《大医精诚》,被誉为是“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精,亦即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第二是诚,亦即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策发“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且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更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光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还要拥有良好的医德。
三、中医讲究养生,不治已病治未病
中医讲究养生,不治已病治未病;讲求阴阳的调和,五行的相生相克、相乘相侮、表里寒热虚实的对抗,尤其对“过犹不及”思想的发展更是达到了顶峰。就整体思想上也没有脱离“和”的思想,例如针灸导引、处方配药等等。
医德医风建设是很多医疗机构的薄弱环节,医德医风的败坏成为医疗系统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医德问题具有原因多样化、表现复杂化的特点。医者传统文化底蕴及人文素养的缺失是造成其医德缺失的重要原因,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知识精髓对于医务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医德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医德医风建设过程中,注重医务工作者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应用和升华,将传统文化知识学习和医德修养相结合是提高医疗服务道德水平的方法之一。
现代医学的巨大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健康。然而,在现代医学越来越造福于人类的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各行各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医疗市场的竞争及其存在问题也日显突出。医院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系统,肩负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光荣使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者单位:济宁市中医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理论研讨征文优秀论文·《济宁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以坚守传统的责任担当
献身实现“中国梦”“运河梦”的伟大事业


杜庆生张颖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说到底就是要重塑中国的国格和中国人的人格的战略之举,是要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蕴含其中的传统美德这张“王牌”重振中国的国威!所以才能上合党心,下顺民意!我们要高度警觉否定历史、否定英雄、否定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尊重历史、坚守信仰、弘扬传统的责任担当,自觉投身到实现“中国梦”、“运河梦”的伟大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普遍共识,反映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极大地鼓舞了党心民心。中国梦是每个人的梦,也是每个地方、每个组织的梦。我们运河文化研究会和一批挚爱运河、热心运河文化研究的专家也有自己的“梦”——“运河梦”,就是通过传承融入儒家文化精华的运河文明,打造新时期的“江北苏州”,重铸“运河之都”辉煌,建设“天蓝水清、树绿荷香,景色如画、宜游宜居,安定和谐、百业兴旺”的美丽济宁,让济宁的父老乡亲与全国人民一起共享全面小康的幸福生活。这个“运河梦”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具体体现,也是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运河历史铸文明
应当明确,一个地方的今天是由昨天发展而来的,只有了解历史,把握特色,吃透市情、县情、乡情,才有可能全面、科学、准确地规划好明天。所以说,只有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这些年,一些地方投资不小、出力不少,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事倍功半;不少地方的城市建设要么千人一面,要么只见钢筋水泥,不见文化符号,群众讽刺当地的官员是“有文凭没文化”;还有一些单位请高层花重金编制出的文化旅游规划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不接地气,成了一堆废纸。凡此种种,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一些同志做事浮躁,不深入研究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不懂得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色,由忘记“本来”导致失去“未来”。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因此,要建设美丽济宁,建成首善之区,首先应重新认识运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尤其要弄清楚运河文化与儒家文化交汇融合之后所形成的历史文脉、传统美德及其基因,弄清楚运河文化的血脉与基因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弄清楚济宁运河文化独具魅力的个性和特点,为实现“运河梦”提供精神支撑、道德营养和智力支持。
中国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完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取直于元朝、兴盛于明清,与万里长城一样,同埃及金字塔、印度佛加雅大佛塔并称为世界古代最宏伟的四大工程。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一项壮举,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规模最大的人工河,也是中国唯一南北走向的长河。大运河全长1798公里,跨越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比举世闻名的、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长21倍,比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长10倍,比这两条运河的开凿时间要早两千多年。至于中国大运河历经两千多年所积累的历史文化底蕴之丰厚,更是后者望尘莫及的。这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民族智慧和聪明才智的结晶。穿越千年时空的大运河,成为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是一道繁华的经济走廊、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一条绚丽的人文之河、一座展示治河治水技术的科技馆,也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交流的前沿和通道。她见证了王朝的兴替、文化的繁荣、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至今仍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是唯一一部活着的、流动着的历史教科书。
有人讲,运河文化是线型文化,也有的说是区域文化。我不大认同这种观点。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发端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中国大运河历经隋炀帝凿成和疏通以国都洛阳为中心、横贯九省的南北大运河,元朝世祖忽必烈时通过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裁弯取直,建成了直接贯通南北、经由山东济宁的京杭大运河,一直到清朝末年停漕罢运,运营时间长达2500多年,与整个封建社会在时空上几乎是等同的。在这期间,运河区域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发达之地、文风昌盛之区,当时国家9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运河区域,全国70%的状元出自运河区域。在此基础上诞生发展起来的运河文化不但引领了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支撑当时的中华民族成为被世界各国仰望的强国,而且同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及各类区域文化同生共长、互学互鉴,并以其沟通、包容的博大胸怀,兼收并蓄众家之长,创新升华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软实力。今天我们讲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参考系数就是由于运河的兴盛所成就的汉室中兴、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所以,在我的理念中,中国大运河开凿、发展和兴盛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换句话讲,大运河已成为我们国家历史文明的记录和象征。在许多场合我之所以把“运河文化”称作“运河文明”,道理和根据就在这里。
2006年5月在杭州召开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发表的《杭州宣言》,对运河作出这样的评价:京杭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流动的、活着的重要人类遗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在这次会议上,正式作出了大运河申遗的历史性决定。八年申遗,一朝圆梦,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终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三孔”到大运河,如今的济宁已经坐拥两项世界文化遗产,一座文明古城又有了提升知名度的砝码。
追根朔源,济宁是靠运河发展起来的城市。运河开通前的济宁是个经济落后的小城。南宋爱国名将文天祥被俘解往大都途经此地时,曾留下了“百草尽枯死”、“路上无行人”的诗句。运河的开通和兴盛,为济宁提供了一条开放交流的大通道,使得济宁“南通江淮,北达幽燕”,“南引吴楚闽粤之饶,北壮畿辅咽喉之势”,出现了“百货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的繁荣景象,把济宁的商业文明推向鼎盛时期,使明清时期的济宁成为全国着名的33个工商业大城市之一,运河沿线7个对外开放的重要商埠之一。民谚讲:“济宁州,赛银窝,南门靠着运粮河,小闸口里真热闹,税务街上买卖多”,就是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同时,济宁以其所独具的北方城市少有的水乡风光被誉为“江北苏州”。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孙竟昊先生的博士论文题目就定为“一个南方特征的北方城市”,写的就是济宁的这种独特景色。历史上的济宁又是“东鲁之大郡,水路之要冲”,处在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和中枢位置。因此,元、明、清三代都把济宁作为治运司运中心,都派设最高治运司运机构和相应的军事机构常驻济宁。当年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可与四川都江堰相媲美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也建在济宁。清代康熙、乾隆南巡曾几度驻跸济宁。济宁因而又被誉为“中国运河之都”。可以说,济宁的历史,就是一部因水而兴、因水而强的历史,运河就是济宁的母亲河。与此同时,在济宁“依河兴市”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运河文化,成为济宁文化的根,由此运河又被称作济宁的“文化河”。
作为文化的载体,济宁段运河的历史遗存十分丰富。由济宁段运河的北首至南四湖的最南端,依次有汶上太子灵踪塔、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遗址、分水龙王庙古建筑群、戴庄天主教堂、荩园、唐代古槐树、声远楼、铁塔寺、太白楼、浣笔泉、吕家宅院、清真东大寺、仲子庙、伏羲庙、二郎庙、梁祝墓、南阳岛古镇、二级坝节制闸、韩庄船闸、微山岛三贤墓等,加上在治理运河过程中建造并留存至今的桥梁、闸坝等水工设施,总计达84处,其中有国家级文物3处,省级文物4处,市级文物7处。这些历史遗存散布在长达230公里的济宁段运河两岸,而且是历史遗存、人文遗产、生态景观三位一体,形成一条绚丽多姿的文化长廊,也是展示当年济宁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自然博物馆和治水的科技馆。
总之,济宁的繁荣发展与大运河的兴盛息息相关。因为有了运河,济宁才从一个破败贫穷的小县城跃升为鲁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繁荣与崛起;因为有了运河,才积聚了一笔底蕴深厚、弥足宝贵的人文自然资源。时至今日,运河仍然是济宁开放交流的重要载体与通道。保护开发运河文化遗产,大力弘扬运河文化,对于凝聚人心,提振信心,建设鲁西科学发展高地和美丽济宁,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特色文化留史册
历史悠久的济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积累,古往今来,勤劳智慧的济宁人民在这片沃土上创造了始祖文化、儒家文化、水浒文化、梁祝文化、运河文化等在整个华夏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重要地位的璀璨文化,运河文化就是其中极富特色的代表。济宁运河文化,集漕运、商贸、手工业和农产品加工、农业商品化于一体,吸纳了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和燕赵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精髓,融合了秦晋文化及外来文化的特色,具有广泛开放性、巨大包容性和超绝先进性,其核心是沟通、包容、创新,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大家庭中独具特色和魅力的一支奇葩。
正是由于这种“沟通、包容、创新”的功能,运河文化把佛家的“慈悲为怀、济世救民”思想,道家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哲学思维,儒家倡导的“仁义道德”和“德治仁政”的治国理念,法家主张的“信赏正罚”的管理方略,墨家宣扬的“兼爱交利”的文化精神,兵家阐发的“知己知彼”的行为科学,一并融入运河文化,积淀成为我们国家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
济宁运河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包括以漕粮供给为中心的漕运文化,以“总督衙门”为代表的“运河之都”历史文化,以“诚信谦和”为核心的儒商文化,以“江北苏州”风貌为特征的城市文明,以倡导“忠孝礼义”为主旨的民俗文化,以融南汇北(当然也包括融汇东西)为特色的餐饮文化,承载济宁历史彰显城市个性的地名文化,在顺应自然中改造自然的“人水和谐”思想,以及在商业文明和治理运河过程中表现出的鼎力革新精神。
运河文化与儒家文化珠联璧合产生了历久弥新的儒商文化。历史上形成的运河文化首先是一种工商业文化,这种文化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就是怎么赚钱怎么干。而济宁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孔孟之道、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着世代济宁人,重礼仪、尚伦理、尊中庸、重义轻利,以及“文不经商,士不理财”是本土居民世代恪守的基本信条。京杭大运河开通后,这种文化观念开始受到工商文化的极大冲击。济宁凭借融南汇北的地理优势,在吸引了大批外地商人、手工业者的同时,也使他们的文化观念、生活习惯在此保留、推演。史载,南北漕运最盛时,济宁“市杂荆吴客”,有数以万计的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的商人、手工业者在此定居经商。他们创办了大批商号、手工业作坊,如苏州人戴氏创办的玉堂酱菜铺,专营苏州糕点的兰芳斋食品店,以编制竹器闻名的竹器一条街——竹竿巷等。外来商人具有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务实、创新精神。济宁人与南北商人在长期共事和生活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经过互相影响甚至斗争,最终融汇揉合。“看似冤家却有缘”,儒家的“仁”、“义”、“诚”、“信”、“和”、“中”等信条,一并揉进了工商经营的规范之中,从而形成了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为本、礼仪为先”、“买卖不成仁义在”等为基本理念的儒商文化。正是由于运河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包容性,促使在“义利观”等理念上差异巨大的运河文化与儒家文化最终实现了交汇融合,促成了运河文化由工商文化到儒商文化的华丽转身。有句顺口溜这样描绘济宁人:“南京到北京,没有怀庆精,怀庆到济宁,一精也不精。”一个“精”字道出了商人的机巧与儒生的原则在磨合中提炼出的精髓。运河文化与儒家文化终于珠联璧合了。
民俗文化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宣传队、播种机。众所周知,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既能保持和传承以忠、孝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又能与时俱进。但在一个时期,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迷惘:在过去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又缺乏各种传媒、没有思想政治工作机制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如何传承下来的?随着踏上运河这个平台和运河文化研究的深入,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原来是以忠孝礼义为主旨的民俗文化发挥了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济宁民俗文化的集中体现地是城内着名的游艺娱乐场所“土山”。当时“土山”周边建有戏院十余家,曲艺摊棚40余处,从艺人员常年保持在400人以上。岳家军精忠报国、杨家将代代忠良、小姑贤倡导妯娌和睦、墙头记贬斥不孝行为等都是经常上演的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曲目。通过戏曲教化民众,使“土山”实际上成为当时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课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国内的许多名角纷纷赶来助阵,更使“土山”名声鹊起,成为与北京天桥、南京夫子庙齐名的运河沿线三大娱乐场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艺术在济宁大地融会贯通,使济宁成为山东省民间艺术最集中、最繁盛的地区之一,享有“曲乡艺海”的美誉。可以想见,正是通过运河这条沟通交流的大通道,借助无数个类似“土山”的大大小小的舞台,众多的民间艺人走向全国,走进乡村,使中华民族忠孝为本、礼义为重、勤俭为先等传统美德口口相传,代代相袭,成为中国人祖祖辈辈笃行恪守的道德信条。
运河文化敢于担当、鼎力革新的特质熔铸成为千古不朽的“运河精神”。我们不应当忘记,成百上千万的普通民众,为开凿各个时期的运河抛家舍业、辛勤劳作,付出了巨大牺牲;数百位河道总督像开展接力赛一样,一任接着一任,格尽职守,坐镇济宁治河治运,建立了不朽功勋;一批在当时顶尖级的水利、水运专家,协同河督整治河道或督漕督运,创造了不可胜数的光照史册的业绩。特别是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不仅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治水科技成果,而且积聚了流芳百世的宝贵精神财富。要知道,完成如此宏伟大业的,不是达官显贵,也不是“专家”、“权威”,而是白英这位民间百姓,史书把他叫作““汶上老人”,毛主席称赞他为“农民水利家“。为了创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白英和由他率领的众多民工,在测量、施工工具十分简陋的情况下,进行了长达八年时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造出作为运河“心脏”的伟大工程。在将近三千个日日夜夜里,白英和由他率领的民工们无怨无悔地进行着辛勤的劳作,克服了不知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白英因为劳累过度,在工程完工去京城面君领赏的路上呕血而死。他们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敢于担当,不避艰险、自强不息,勤奋敬业、鼎力革新的精神,以及不畏权贵的浩然正气,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生动写照,也是运河文化的精髓,我们称之为“运河精神”。
通过回溯分析运河历史、运河文化的“本来”,对我们开创未来可以提供以下启示:其一,应当首肯的就是大运河善于沟通的本能。正是这种本能和由此产生的无限活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政治的沟通,促成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沟通,造就了古代中国的几度繁盛;民族的沟通,实现了我国多民族的融合;文化的沟通,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中华文化。同时,由“沟通”引发和融入的“包容、创新”共同构成了运河文化的核心,成为运河版的融合发展模式。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我们各级领导谋划发展的智慧之源。其二,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和把握城市的个性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人文的角度讲,是“运河之都”,具体表现在以运河的开凿、管理、运营为主要内容的漕运文化和以总督衙门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上;从生态的角度讲,是“江北苏州”,具体表现在“河渠纵横、园林众多,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那样一种北方城市少有的水城风貌上。这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遵循。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可以准确把握城市建设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定位,不走或少走弯路。其三,在思想文化的范畴,由于汲取了中华主体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精髓,为我们提供了诚信谦和、忠孝礼义、敢于担当、自强不息等丰富的道德营养,以及在顺应自然中改造自然的人水和谐的科学理念,成为我们进行建设和改革取之不竭的动力。
三、协力实现运河梦
西部地区是山东的潜力所在,运河是山东西部的活力之源。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靠活力挖掘潜力,这个活力就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善于沟通的本能。只有像我们的祖先那样,秉持开放胸襟、包容心态,互学互鉴、融合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通过建立科学有序的运转机制、激励机制,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有机组合,各责任岗位的密切配合,各利益攸关方的高度锲合,从而把运河沟通的本能发挥到极致,形成1+1>2、1+1+1>3的叠加效应,达到我们期盼的融合发展的理想结果,才能尽快实现既定的的宏伟目标。总的设想是,充分发挥运河“古都”优势,大力实施“以河兴市”战略,以弘扬运河文化、传承历史文脉为动力,以实施融合发展为抓手,围绕建设在京杭运河全线融南汇北的商贸物流中心、以国际旅游目的地为目标的生态型文化旅游中心、山东省内河航运中心,拓展思路,突出特色,科学规划,务求实效。
第一,以后申遗时代的运河保护开发为主体,实现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运河沿线经济文化发展的全面融合。八年申遗,一朝圆梦。后申遗时代最要紧的是进一步唤醒各级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广大群众的文化自觉和保护意识,按照“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是最好的保护”的科学理念,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一刻不松、持之以恒地抓好“一要保护、二要利用、三要发展”几件大事。首先,要依法依规强化保护措施,这是申遗要达到的根本目的。要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省已经出台的公约、办法和保护法、保护条例,坚持“保护第一,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综合整治”的原则,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制定保护规划,完善地方法规,从各方面为运河和运河文化遗存提供最好的保护,让我们的“母亲河”再活上2000年。其次,要坚持在利用中进行保护,并自觉把运河梦融入中国梦,让遗产能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这应该作为保护运河文化遗产的根本工作方针。因为运河的生命是水,只有利用运河才可能实现运河的保护。所以,对于诸如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遗址这类历史遗存,只有修复了、通水了,才能让人们看到一条活着的河、一个有生命力的水利工程。同时,结合时代需求发展航运物流和生态文化旅游,借助运河文脉提升城镇规划建设水平,让人民群众在文物保护中切切实实地得到实惠。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启动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内在动力,从而在永续利用中实现永久保护。再次,要把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让大运河继续为人民造福。组织和动员沿河县区联手协作,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和条件,大力培植“特色菜品”、“优种畜禽”等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园区,积极拓展以运河民俗为主题的“乡村游”、“休闲游”。经过共同努力,把230公里的京杭运河济宁段建成百业兴旺、鱼米满仓、殷实富足、安定和谐的产业聚集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贯通的运河文化带,天蓝、水清、树绿、荷香的水乡风景带,栖居、度假、游乐、购物一体化的休闲旅游带,创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现代文明气息的“中国运河之都”文化旅游品牌。
第二,以构筑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城市为目标,实现城市建设与旅游要素的有机融合。一般地讲,相比其他类型的城市,旅游城市是最漂亮、最受欢迎的。所以,传承运河文明,建设美丽济宁,必须把旅游要素融入城市建设,实现城市旅游向旅游城市的转变。要顺应加速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新要求,在坚持“东拓西跨南联北延”发展布局和整体科学谋划的同时,以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城市为目标,尽快实现城市规划建设和旅游发展要素的有机融合。为此,应集中力量,精心谋划,围绕“魂”、“神”、“形”三大要素动脑筋、做文章,在完善水城风貌、构建和整合旅游景点(景区)、统筹老城风格等几个关键环节上全力进行突破。一是,从“水”上突破,做足做活水的文章。水是“运河之都”的“魂”,有水才有灵气。所以,以运河等几条河道为载体的水文化是城区的最大优势。要围绕搞好城区四大水系开发和综合整治,把河网建设放到更加优先的位置,做到“依河修路、以路保河、路河相依、水通路畅”,尽快恢复老城区“四面环河,万户临水”的景象,使游艇能够畅游城区内的老运河、越河、梁济运河,并进出南池公园、太白湖,实现环城区水上游览,彰显“青春花开树临水,白日绮罗人上船”的“运河古都”意境,重现昔日“桨声灯影、游人如织的“江北苏州”风貌。当前,要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按照省政府重拳治理城市黑臭水体的部署,借鉴历史上治理运河的经验,结合全面修复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下决心把大汶河水引入城区,尽快实现城区几条河道的水流活清。二是,从“景”上突破,切实抓好以运河文化为主导的景点建设,以彰显运河文化深厚底韵之“神”。与将来开通运河水上游览相匹配,应加强沿河景点的整治和建设。以老城区现有和复建的文物景点为“明珠”,以老运河、越河和梁济运河为“红线”,用“红线穿珠”的方法,“点线结合,以线带面”,形成亮丽的生态型文化旅游景观带,营造“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走”的意境。要尽快在原址、按原貌修复运河总督衙门这一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国运河之都”的实际存在,同时充分体现“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的城市发展定位,成为运河文化旅游的一大亮点;要按原定规划把秀水城改建为运河文化主题广场,让游客站到河北岸的太白楼路上,就能看到开阔的水面、“运河之都”标志性建筑、绿地水景、治运名人雕塑、景观码头等迷人的景色,真正还河于民,还河于游客;要建设沿运城市着名建筑微缩景观,打造“中国运河之窗”,集中展示沿运18个城市的文化风貌、建筑特色、民俗风情,使游客不出济宁就能浏览到京杭运河全线的主要景象;要采取有效措施和手段,尽可能按本来面貌恢复竹竿巷的形制和部分功能,充分展现竹竿巷因运河而生、依运河而长所形成的运河手工业、商业及中国建筑伦理、形制演变风貌;自顺河东大寺,中间经太白楼广场、玉堂酱园至济安桥这段运河,建设集水上游览、文化娱乐、餐饮聚会、夜间休闲的重要场所,打造成济宁市区的“秦淮河”;要重修崇觉寺,恢复市区唯一留存下来的佛教文化景点;目前实施的“三河六岸”规划,应以建设苏州特色的园林为主,同时把世界各国最具特点的园林引进来,打造“世界园林之窗”,形成“游运河之都,赏天下园林”的意境;太白湖区的景观建设,要围绕“绿色环保”这一主题,通过建造堤外森林,环湖做成绿色世界,设计—些健康、好玩、安全、廉价的参与项目和观赏项目,打造—个童话般的世界,同时精致严密地组织开展水面活动,最终建成集生态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北湖水上乐园。三是,从“形”上突破,下决心整治城区建筑环境。应划定需要保护控制的老城范围,在此范围内的所有建筑,都应按照“老城老风格”的要求,在设计体量上严格控制在6层以下,在外观、色调上以明清风格为主。运河及其分支河道越河,应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在沿河留足保护空间。涉及老运河的本体文物,诸如桥梁、闸坝、码头、堤堰等,在实施各类工程时应切实加以保护,保持其原真状态。
第三,以打造济宁独特的“运河物流”品牌为抓手,实现水、陆、铁运、航空各种运输管道立体融合。目前我市正在运行的运河三级航道有130公里,千吨级船舶可直达杭州。主航道的开通,又带动了周边水网的建设,全市水网已达1100公里,全年运量高达4000多万吨,相当于两到三条京沪铁路的运量,且运价低廉,仅相当于铁路运价的三分之一。航运的发展又促进了造船业和其他相关产业,全市从业人员已达15万人,年创国内生产总值达百亿元,为国家提供各种规费和税收达3亿多元。京杭运河济宁至东平湖段续建工程的建设,使济宁成为京杭运河沿线通航里程最长的城市。在抓好续建工程的同时,建设大型煤炭专用码头,提高京杭运河航道和通航设施的利用率;建设济嘉现代物流区,使济宁成为北煤南调和南货北运的重要集散地。沿运河两岸建设一批规模大、档次高的物流园区、仓储和商品集散设施,贯通水、陆、铁运和航空运输,形成济宁独特的“运河物流”品牌和竞争优势,建设在京杭运河全线融南汇北的商贸物流中心,把济宁建成区域性物流枢纽城市。
第四,以打响“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城市品牌为动力,实现运河旅游资源同全市文化资源的深度融合。在规划实施景点建设的同时,对我市丰富的运河历史文化遗存进行发掘、保护、修复、开发和科学整合,可以形成以“一馆一区三都三带四街五场七园十六桥二十景”为重点的运河系列景观。这些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可按“一区”(城区)、两点(南阳古镇、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遗址)、两线(以城区为分节点,济宁段运河划分为南线和北线)或一线三点(济宁段运河为一线,三点是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遗址、运河河道总督衙门、南阳古镇)进行融合、布局,组织开展京杭运河一日游、二日游,乘坐康熙、乾隆御船畅游市区和运河等活动,使济宁城区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我市旅游资源的分布是“东文、西武、南水、北佛”,城区和运河正处在这个框架的中心。应以运河文化生态旅游为龙头,打造都市圈黄金旅游链,以城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东去曲阜朝圣,西上梁山观寨,北到汶上拜佛,南下微山赏荷,还可前往嘉祥观赏汉画像石,去邹城看“三孟”、爬峄山。同时,着眼于让外地游客和客商在济期间住得安心、玩得开心、办事放心,围绕吃、住、行和购物、娱乐等几大要素,全面提高社会服务的档次和水平,从根本上解决济宁旅游业留不住人的问题,使我市的旅游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拄产业。
第五,以创新运河保护开发运作模式为目标,实现健全完善工作机制与强化“软件工程”的多元融合。运河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生态文明、造福济宁人民为目标,创新理念,强化领导,精心实施,务求抓出实效。要牢固树立“保护第一,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综合整治”的理念。市和有关县区要建立强有力的综合整治和保护开发的领导班子及办事结构。要制定长短结合、分期实施、具有法律效力和高度权威的科学规划。在这方面,杭州市党代会专门就实施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形成决议、全市上下一体执行,聊城市把开发建设江北水城作为城市规划的重中之重,并且一届接一届地紧抓不放。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要适应新的形势,按照“统一领导、市县(区)联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大胆创新运河综合保护与开发的运作模式,尤其注意不能让个别开发商搅了我们的局,防止和避免擅自改变建设规划、盲目在老城区运河边搞高层建筑等违规现象。济宁人民热爱运河,有着浓浓的运河情结。要保护好、发挥好人民群众保护开发运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把群众的满意程度作为检验保护开发成果的重要标准。

(作者分别系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济宁学院外国语系讲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理论研讨征文优秀论文·《济宁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学习习总书记重要指示,浅谈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对“道德建设”的作用及意义

潘汉久韩玉田

习近平总书记来济宁曲阜考察时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语言俭朴、铿锵有力,旗帜鲜明地肯定了“道德”对国家长治久安和个人修身立业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表明了党和国家对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我们济宁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历来就有崇尚道德、重视道德、提倡道德的传统,在世界上享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美誉。当下,我们要更加认真学习习总书记重要指示,在认识上再提高,行动上更自觉,为市委提出的“首善之区”建设多做贡献。
一、兴国要讲“道德”
习总书记来济宁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讲话中又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室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的遗产,书写在古籍的文字都活起来”,中华文化就是道德文化。五千年的文明史,持续闪耀着道德的光芒。中国作为世界唯一几千年文化没有间断的国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有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个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道德”,“道德”是中华民族的基因。
道德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源,是治国经世之宝。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推崇无私无畏的大丈夫精神和浩然正气等等,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道德正气。这种道德正气的力量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有三个顶峰时期:一是汉朝初期。秦汉两朝,完成了封建帝国的政治统一工作,随着政治大一统而来的是对儒家经典的推崇。董仲舒给汉武帝上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皇帝采用德治与法制两手,并着重以“仁义道德”教化人民,使中国早期封建社会进入一个强盛时期。二是隋末唐初。各种思想流派出现纷争,推崇儒学的韩愈站了出来,强推“道统”说。所谓“道统”说就是由尧舜开始,传于周公、孔子,又传于孟子的“仁义道德”,并把“仁义道德”树为全社会的正统思想,从而又使中国进入一个大唐盛世。三是宋初。汉朝后期直到两晋南北朝,儒家思想的声望大部分失去了,但不久之后,宋儒又使儒家思想复活了。宋儒的代表人物朱熹是中国近古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发展了韩愈的“道统论”,提出“太极”是道德的最高标准,并把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原则加到自然界上,说成像自然规律那样是永恒不变的,不能违背的。朱熹晚年虽受到当权者的排斥,但他死后的几百年,人们却把他提出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看成是宇宙的根本,一切事物的根源。历经两千多年的历练,中华民族极大丰富了“道德”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治国讲政德、社会讲公德、教民讲品德、经商讲儒德、军队讲武德,道德基因已在中国大地根深叶茂,并形成了完整的道德伦理体系。历史反复证明“道德”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道德什么时候得到尊崇、光大,什么时候就有繁荣、盛世;相反什么时候丢弃了这个“根”和“魂”,社会就混乱,人民就遭殃。历史上的几次反孔,以及文革后期的“批孔”,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化吸纳东方文化道德伦理观的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和弊病却在我们社会上显现出来。习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讲话时,列举了当代人类面临着的许多突出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社会上一度出现的“瘦肉精”“地沟油”“毒胶囊”“毒奶粉”“毒蔬菜”以及“买官卖官““潜规则”“权钱交易”“贪腐赌黄”“楼脆脆”“桥垮垮”“人跑跑”不一而足,以道德为基础的中华伦理观正在被一次一次的冲击和破坏。古人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不仅是个文化灭绝的问题,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和民族的生存延续。所以习总书记执政以来,反复讲到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的问题。“根深”才能“叶茂”,“魂强”才能“兴国”。二零一三年习总书记到孔子研究院视察时,又讲“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我们要深刻理解总书记讲的“兴”和“立”的含义,讲道德、爱道德,发挥道德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对法制文化的支撑作用,坚持“以德治国”的理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二、为人要讲“仁德”
孔子曰:“仁者,人也”。意思是说,人所具有的各种美德都属于“仁”,“仁”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在儒家看来“仁义者,人之本心也”,人应该不断修身以成仁。习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参加审议时讲到作风建设,明确提出了“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中的第一个就是“修身”。在国学被冷落多年之后,习总书记为什么又提出“修身”问题?因为国学蕴含着太多太多“为人做事”的智慧和道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学就是“人学”。习总书记重提“修身”绝不是复古,而是引导人们学会以史为镜,带着思考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牢“为人、为政、为官”的根基。以国学修身,就要从“律己、正德”做起,把仁德放在首位。人与禽兽不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人性”,有内在的涵养,即道德良知、礼义廉耻、感恩社会、爱心孝心等。人之立身,贵在有德。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都把仁德好坏放在首位,现在亦然。如今官员出问题,没有一个人是出在能力上,都是出在仁德上,坑蒙拐骗、制假售假的那些“能人”,没有一个是“仁德”高尚的人。德行与能力二者之间,应该是德为根,能力为枝叶;德为主,能力为仆的关系。这些年,百姓之所以对国家产生怀疑,对社会有不满情绪,就是因为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坏人当道、好人受欺”。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依法治国,把道德提上来,把规矩立起来,党风和社会风气有了很大转变,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做人讲仁德的文明风尚就有了。
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用他的话说是向社会发出一个信号: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别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我们必须加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建设,在济宁、曲阜考察时他还提出了“道德意愿”、“道德情感”、“道德判断”、“道德责任”、“道德情操”、“道德实践能力”等道德理念。这些道德理念在中华传统文化“经典”里都有精辟论述。
道德意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
道德情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汉书》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道德判断:信者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辨,辨者不善。——《道德经》
道德责任:言必信,信必果。——《论语》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国志》
道德情操: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荀子》
道德实践能力: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无;下士闻道,大笑之。——《道德经》
我们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要与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联系起来。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加以继承。
三、做事要讲“诚德”
诚信,是儒家倡导的重要道德规范。孔子《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诚者天下之道。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就政府而言,诚信是公信力、号召力、凝聚力;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品牌,是无形资产;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诚乃诚实无欺,信乃踏实守信。诚信是指个体行为具有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孔子将诚信作为人的五种美德之一。能将恭、宽、信、敏、惠五种美德施于天下者,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最近几十年来,在功利化的世界观影响下,在极度自私的人际关系中,这个社会开始陷入信仰沦丧,诚信缺失的扭曲状态,面对这种情况,采取什么办法拯救我们日益沦陷的道德呢?
首先,政府要力挺诚信。当前,社会诚信缺乏问题相当突出,人民群众十分不满。诚信体系建设首先是政务诚信,取信于民。当今社会不道德无诚信的事情太多太多,每天新闻都有报道,见死不救,网络欺骗,不守合同,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等等。我们认为,责任首先在政府,关键在缺乏制度兜底,催化道德冷漠。一个好的制度是能“扬善抑恶”,而且可以调节,约束人们的行为,引导鼓励人们见义勇为,托举向上的力量。一般来说宏观上的制度保障应包括:法律明确责任,政府的积极投入,官员的以身作则,公检法的公平、正义;发达的民间组织积极介入和支持;舆论的正确导向和援助等等。有了这些制度作保障,社会诚信定会大有提高。
其次,企业要诚信经营。人无诚不立,企无信不存。目前企业诚信缺失的问题并不鲜见。改革开放的利益调整和体制制度上的漏洞,使部分急功近利,追逐发家暴富,一些企业,一些人不讲诚信,互相欺诈,用假冒伪劣产品坑害消费者,黑心棉,黑心肉,毒大米,毒食品等时有发生,卖假药,做假账等弄虚作假行为更是屡见不鲜。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企业诚信的缺失造成的。相反,有诚信,企业长盛不衰。北京的同仁堂,我们济宁的玉堂等,都是300年老字号,时代变迁,风风雨雨,至今仍然在消费者心目中享有盛誉,就是因为这些企业在继承优秀道德文化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并在现代化生产中不断创新提高,而形成了新时期的“道德诚信”楷模。
第三,要在全社会大树诚信之风。这些年来,报道中常有类似“彭宇案”的消息,不给老人让座,老人摔倒无人扶,扶了反诬救助者等等。究其症结,“行善有风险”,“世态冷漠”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这是当前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拿给老人让座来说吧,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家里有老人,而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老人,道德其实应这么简单,帮助别人,也需要别人的帮助。把这个简单的道理讲清楚了,每个人学会了“推已及人、换位思考”,就能在别人遇到困难时,不再需要过多的利益算计,就能出于“本能”出手援助。道德没有敌人,它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是一种小小的自私心理。我们引导人们克服这种自私心理,不要过分宣扬和扩大这种自私心理,而要多从正面宣传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再加上完善奖惩机制,法律手段,来保护那些敢于伸手挽救道德和挺身而出的英雄,同时让那些违背道德的人为此付出一定代价,社会诚信之风就可树起来。
四、当官要讲“官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要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行;要襟怀坦白,言行一致;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党忠诚老实,对群众忠诚老实,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越界,不越轨。“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越界”“不越轨”,这些言语,都在警示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把好“关”,定好“位”,不越“矩”。作为国之栋梁的党员、干部是党的“形象代言人”,形象代言人要是缺德,群众怎样相信我们党,战斗堡垒,先锋模范作用怎么发挥出来呢,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应无法落实,所以,干部之要,贵在有德,官德要好,贵在持之以恒,把好“四关”。
一是权力关。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署。党员干部一定要认识到,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有权就要忠诚地为党工作,为人民谋福利,前些年,河南省交通厅连续三任厅长,“前腐后继”,都进了监狱,为什么?没用好权,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在“权力关”前“中枪”。十八大以来,全国已有50多名省部级干部关进牢房,有101万名党员、干部受到处理。河南内乡县衙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下联是“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是封建时代官吏的认识,一些有识之士,都能以平常心对待权力,为百姓踏踏实实做官,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境界更高吧!要知道“离开了这个位子,你什么都不是”,更要清楚,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必将遭人唾骂!
二是金钱关。孔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走正道,发财致富,那无可非议。但是,要记住总书记的话:“当官应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应不要去做官”。当官,一定革除贪欲,邪念,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防微杜渐从点滴做起。不沾不贪,清清白白。古人说得好,“家有黄金万两,每餐不过一饱;纵有广厦万间,每眠不足七尺”。当官不能老是打小算盘,而要算大帐,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对金钱财富要想得透,看得淡,看得轻,心安理得地吃饭,睡觉,做人,当官。
三是亲情关。人要是不重视亲情,那就是没有人性,人要是被亲情牵着鼻子干坏事,那就是没有党性。过亲情关并不复杂,做到一个“公”字就行了。古人说:“民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群众眼睛是雪亮的,群众心中自有一杆称。干部“公”字当头,说话才会腰杆硬,有人听,做事才会让人信服,有人跟,公而忘私,才能像一块吸铁石,把群众紧紧吸引到党的周围。
四是圈子关。领导干部周围有秘书司机、工作人员,还有亲戚朋友。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正派,那就是正能量,办好事。但是,如果这个圈子里人心术不正,或私欲太多,就容易形成一个以权谋私,搞腐败,干坏事的小团体。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腐败案子,就往往从一个人的问题牵连到几个甚至几十个人的问题,就是一种“圈子效应”。这样的小圈子没有党性,不讲原则,在办事上“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在用人上“票子一送,提拔重用”,最终损害了群众利益,败坏了党的声誉。
要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一堂永不叫停的必修课,牢记宗旨,不忘初心,讲党性,讲“官德”,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和正气,团结带领群众,干一番有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事业。
五、家和要讲“孝德”
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伦理道德的奠基石,亦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瑰宝。人们拥有了“孝”这种德行基础,就可以内修已身,外忠于国,家庭和睦,社会风气自然也就会转好。
我国从汉代曾以“孝”治国。秦及秦之前各国争战,百家争鸣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汉初数十年方使国家稳定发展,端正和改良了社会风气,儒家的“孝道”为大力推行的教化目标。刘邦每五天朝见其父一次,并下诏天下说:“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这是我国历史上的首位太上皇。自刘邦之后。汉代诸帝国沿用其孝行,在汉代二十五皇帝中,谥号为“孝”的就二十一位。汉惠帝还下诏:“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这可能是我国封建时代选官制度“察举制”最早的记录,“举”为推举,意为免其徭赋,这在封建小农经济时代,对百姓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不仅如此,西汉景帝还“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宫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悌力田,这是我国封建时代官办学府,以孝修德,以德选人的最早记录。汉文帝还下诏制定和推行了一些养老制度,鼓励人们兴孝养老,肯定和宏扬孝德是天下的大德”
中国历来靠血缘,宗法,道德准则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治家是传承道德和人伦情义的最好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家风建设的重要性,他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庭是社会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的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传承好中华优秀文化、重塑“明礼、孝亲、忠厚、诚信、助人、勤俭”的中国式家风,以此培育一个文明大国应有的“道德国风”。
六、生活要讲“俭德”
“俭以养德”。这几个字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这“三宝”不仅是这位古代圣贤“道”和“德”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修身养性的准则。“慈”为修身之本,“俭”为养性之根。一个人活在世上,应多做“善”事,少为自己,不要为“名、权、钱、财”伤心劳神,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就是俭以养德的内涵和道理。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着提高。有些人发家致富,钱多了就无节度地糟蹋。7000万嫁女的大老板有,花2个亿与媳妇作“分手费”的富二代也有。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员,社会的一分子,奢侈无度,逆天作孽是不行的。贪名、贪利、贪色、贪功、贪欲要招祸伤身。所以老子告诫世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大自然之所以生生不息得以永恒是因为它不贪生不自私。“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应从中悟出“俭以养德”的真谛,注重节俭,清心寡欲,以“俭”为本,自在生活,从为社会、为他人多做奉献中获得幸福和欢乐。
综上所述:
“德”为人脊国魂,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仁”为道德之本,统领全局,纲举目张;
“诚”为道德之根,诚实守信,方可为人;
“孝”为道德之基,修身治家,养好社会细胞;
“俭”为道德之宝,返朴归真,俭以养德;
“官”为道德之键,抓好关键少数,全盘皆好。

(作者单位:济宁市儒家文化与企业发展协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济宁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卢强习近平关于发展的“四大新突破”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习近平同志关于发展的新战略思想是关于“硬道理”“第一要务”的新理解,是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新成果,是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坚持战略性和操作性相结合的高度概括,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具有划时代意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更高境界更深层次发展。总体来看,习近平同志关于发展的新战略思想实现了“四大新突破”:
  一、“四个全面”——发展战略布局上的新突破
  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许多新的重要思想,特别是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战略布局的丰富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人民成功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围绕发展战略、发展动力、法制建设和党的建设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经验,扩展理论视野和实践领域,创造性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战略布局,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深化改革这一发展动力、依法治国这一重要保障、从严治党这一政治保证有机联系、科学统筹起来,每一个方面都强调“全面”,并注入新的丰富内涵,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明确了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总框架、总抓手。这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大成果,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适应了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具有很多有利的发展条件。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法治国家建设进入新的征程,从严治党进入关键阶段,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党中央适应我国发展新要求,站在时代前沿进行的战略思考、战略谋划、战略部署。
二、“中国梦”——发展目标上的新突破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发展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将发展与实现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和共同愿望,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人民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1978年以来我们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迅速提升了综合国力,大幅改善了人民生活,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发展奇迹。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跨越了中上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我国依然有良好的发展组合条件:强大而稳固的国家政权,将为发展提供基本稳定的社会环境;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和中西部地区发展还不充分,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拉动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支撑力等等。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有了良好基础。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力实现中国梦。
  中国梦是国家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中国道路最终都要落到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上。中国梦不仅仅是理想、是目标,也是现实,反映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国梦的实现,要体现在解决老百姓关心的一件一件具体事情上。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感受到这个梦的好处,是真实的、可以实现的,感觉到这个梦和他们有关系,愿意为实现这个梦而付出、去奋斗。由此,这个梦也才能真正成为凝聚人民、激励人民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在追求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已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正在一步一步地接近我们的宏伟目标,我们要继续为之奋斗。中国梦不再是梦,而是中国人民更加幸福美好的现实生活。
  三、“五大发展理念”——发展理念上的新突破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系统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攸关“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着力点,是我们党认识把握发展规律的再深化和新飞跃,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思想指引。
   “五大发展理念”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理念不能空对空,发展理念更是为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五大发展理念”针对的是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致力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成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就能实现发展动力转换,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就能在协调发展中拓展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形成平衡发展新结构。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就能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就能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更好互动。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能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同时使国家发展获得深厚伟力。
  “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尤其是关于发展的新理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理念,切实贯彻落实这“五大发展理念”,我国的发展战略、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动力、发展体制机制、发展质量、发展效益、发展要求等就能得到全面提升,我国发展将迎来一场关系全局的深刻变革,不仅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开启我国发展更为广阔的前景。 “五大发展理念”依据的是中国现今的实际和实践,解决的是中国到2020年以及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问题,展示的是一个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全面小康社会新格局,一个13亿多人可感知、可享受、可念可及的全面小康社会新面貌。
  四、“一带一路”——发展格局上的新突破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同志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战略转变。这一构想将我国的发展推至地区乃至全世界共同发展的“大格局”高度上。
  “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当前,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也顺应了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近年来国际经贸机制又在发生深刻变化并有新的动向。“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建自贸区,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在建的自由贸易区中,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上。因此,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
  当前,中国深度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总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励精图治、攻坚克难,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开创崭新局面,得到广大干部群众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许多新的重要思想,这些新突破必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取得新辉煌。                     (作者系中共鱼台县委党校讲师)·党的建设·《济宁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与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历史考察

张会涛


党内民主与党内政治生活朔源
民主从其字面上来看(源于希腊文δημο?demos;人民;κρατεινkratein;统治),代表着由人民统治。民主的原意是一种与个别人专制独裁统治不同的,实行“多数人统治”的国家形式。“多数人的统治”是指在统治阶级范围内的多数人。
民主的含义则是指一种国家制度。是指一定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有事务的国家制度。归纳上述内容,民主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国体意义上和政体意义上);第二,民主是同专制制度相对立的,实行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第三,民主总是一定阶级范围内的民主。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口号,首次把“民主”引入中国。
党内民主是指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管理党内事务,实现党员的民主权利。它的本质是要使全体党员成为党内事务的主人,实现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诸项权利。党员主体地位是党内民主的核心和精髓。
马恩列开创党内民主和党内政治生活传统。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共产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他们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共产党的纲领文件。在第一个共产党的党章中,就规定了党内实行民主制的原则,作出党内民主的示范,具体表现为五点:党的各级领导人是民主选举产生不是上级委任的;党的权力中心在全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每年召开一次;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和代表大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必须定期向党员和党代表大会汇报工作,接受审查。第一个共产党存在了5年时间,1852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被迫解散。
从1869年起各国先后重新建立工人政党。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这是距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已经71年之后的第二个共产党。中国在俄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帮助下,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十月革命后,列宁的党内民主实践是完全遵循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个共产党党章中规定的5点民主制原则的。各级领导人选举产生,权力中心在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共产党6年,召开了6次党的代表大会,在1918年——1920年内战和外战的环境下坚持开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每次召开代表大会,列宁都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接受大会审查。在党代会召开之前,由党报《真理报》开辟“争论专页”,就党的路线方针问题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开展辩论。在党代会上列宁作简要工作报告,并不是照念长篇大论的稿子。另外,由不同意中央观点的人作副报告。两种观点供代表审议。代表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争论,有插话,有对中央领导人的评论和建议。大会上除讨论中央设定的议题外,还有代表们的提案也要付诸审议。最后表决时每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大会的决议通过实践检验,如有错误,在下次大会上复议改正。如1921年十大通过了新经济政策,改正了此前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每次大会闭会之后立即公开出版发行一本厚重的大会速记记录,使全党全国都了解大会的全部情况。
除此之外,列宁对党内民主还有一些新的发展。比如,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另外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不属中央委员会领导,直接由党代会产生并向党代会负责,其主要职责是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否执行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否有误差。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提法,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来看,“党内政治生活”的提法,最早见诸列宁1915年5月发表的《空泛的国际主义破产》一文。列宁在批评有人“对俄国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时使用了这一概念。“俄国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实际是指列宁提出并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接受了党内民主的理论原则并在建党之初就实践应用这一原则。在党的一大第一个党纲和党的二大第一个党章中都规定了党内民主原则。我们党最早使用“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是蔡和森。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的报告,系统回顾了我们党从成立到1926年的“党内政治生活”状况,还涉及“党的政治生活”“党的生活”“党内的生活”等概念。正式把这一概念应用于党的建设要求的是毛泽东。他在1929年12月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古田会议成为我们党开展严格认真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源头,但其后“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概念在较长时间并没有运用开来,“党的生活”“党内生活”等相近概念的使用则没有间断。经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包括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初步形成。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采用“党内政治生活”概念。此后,党的十二大党章及以后党章的总纲中也明确提出“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政治生活”遂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范畴。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与党内政治生活的曲折历程
中国共产党有着95年光辉历程,党内民主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国,二十八年是党内民主的曲折探索。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在自己的纲领、章程和决议案中确认民主原则,规定了有关党内民主的内容。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规定了必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民主建设处于萌芽状态,民主的一面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集中的一面则受到过分的强调。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严重,使党内民主很难开展。在大革命处于紧急关头,陈独秀的家长制加强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压制了毛泽东等许多同志的正确意见,最后导致大革命遭到严重失败。从中共一大至四大的最初几年,由于党员人数较少,领导机构和人员不健全,党委会的核心制度——集体领导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直到1927年中共五大才正式提出:中央应该实行集体的领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五大党章修正案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是由于党处在幼年时期,民主集中制原则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1929年古田会议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强调:“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古田会议,以冲突开始,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以团结告终,开创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古田会议后,由于对党内民主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没有形成惯例,且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加之革命战争年代,斗争形势异常复杂,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影响全党达四年之久,王明等人在党内大搞“一言堂”,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扼杀了党内民主生活,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
1935年遵义会议后,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成为了全党遵循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正如邓小平所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通过了有关党内民主的三个决议,推进了党内民主制度化建设。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开创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新模式,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民主生活方式,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内斗争方针,延安整风成为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典范,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一次成功的实践。1945年党的七大充分发扬民主,首次把民主集中制定义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大会通过的党章进一步健全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第一次把党员权利写入党章,为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组织上的保证。七大明确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确立为党内生活的一个基本方法,确立为党员干部必须遵循的一个行为准则,为党内民主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初步形成。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称“九月会议”)特别提出,要健全党委制度,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以防止因个人包办而造成工作上的失误。为了落实九月会议精神,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中严肃指出个人包办现象的危害性。1947年7月,中共中央开始在全党普遍恢复党委制。然而,刚刚恢复的党委制很不完善,集体领导原则依然难以推行,个人包办与专断现象时有发生。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他提出党委应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他提出了党委会十二条工作方法。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党的各级委员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十二条方法,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个人包办和专断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另一方面是为了克服党内民主不足的现象,适应解放区人民对民主的要求,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从而推动革命目标的实现。从遵义会议到建国,党内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与完善,适应了当时党所肩负的革命和建设任务。总体看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历史党内民主经历曲折的探索,在党内民主的实践中,党的章程、党的代表会议和党的代表大会构成了党内民主生活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以党章为基础、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会议为核心、党委会为关键的党内民主生活的基本框架,党内民主实践得到健康向上的发展。
从建国到1956年,八年是坚持完善。建国初期我们党运用党内民主的方法,较好地解决了党内极少数人骄傲自满、贪污腐败问题;正确处理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加强了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等。正如邓小平所说:“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也比较正常。”党的八大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突破,完善了党内民主理论。如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概括了以群众路线作为执政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总结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新经验,提出了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提出县一级以上的党的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等等。毛泽东还提出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要有一套章程,使党接受监督等。特别是他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发展了党内民主的理论。我们党一方面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也面临新的问题。通过民众和民主党派对党的监督完善党内民主,是这时期的一个特点。而毛泽东的“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和周恩来的两个鼻孔出气肌体才健康的提法,则是第一代领导人对此问题所持理念的生动体现。
从1957年到改革开放前,二十余年是曲折发展。这一时期,党内民主建设有两个发展趋向。一是党为完成党内民主付出了努力,显示了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形成了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并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按照八大制定的路线方针继续前进,1957年毛泽东又提出了努力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六有”局面,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设想。在实践中,也有一些发扬党内民主的好的做法,如1961年9月,在全党开展了重新教育干部的学习运动,学习方法是发扬民主,使干部在宽松的政治空气中自觉地进行思想检查,并规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方针”。1962年的中央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也比较广泛深入地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如何坚持和发展党内民主生活进行了反思和探索,在会上,邓小平和刘少奇提出了建立党内生活会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大会正式提出了“党内生活会”的概念(后来改称民主生活会)。这是建国后规模最大的干部大会,县委书记以上官员齐聚北京,听取毛泽东有关民主集中制的报告。在毛泽东倡导下,“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成为党内的共识,帮助党和国家渡过难关。另一个发展趋向就是错误的趋向,党内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和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错误地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的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内已经萌生和发展的个人崇拜开了绿灯。这一时期,党内陆续出现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无政府主义等不正常的情况。为以后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严重破坏党内民主和党内政治生活埋下了伏笔。在实践上,1957年反右扩大化首先破坏了民主,1959年庐山会议又把阶级斗争带入党内,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在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四清”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党内民主建设的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它存在的位置。十年文化大革命,党内民主完全被践踏,不但破坏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团结统一,也破坏了党对国家政权的正常领导,党内政治生活陷入瘫痪。
从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三十多年是健全发展。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行使职权、领导干部终身制取消……均是这一时期党内民主与监督的重要举措。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拨乱反正、恢复和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准则》第11条明确提出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的要求:“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此为标志,党内民主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党章第8条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还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从此,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被载入党章。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命题,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成为党代表的重要共识。十六大、十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形成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新理念,将党内民主提到新的地位和水平。九项重大举措也相应出台,如制定条例保障党员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形成基层支部直选制度并逐步扩大差额选举制度,减少副书记职数,加强对一把手的民主监督等。十七大首提“党员主体地位”的命题,使党内民主更与思想理论、执政能力、干部人事制度、基层党建、反腐倡廉并列为六项党建新工程,全党矢志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如2004年9月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2008年7月印发《全国党代表和地方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2010年9月印发《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党的十八大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如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完善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等制度,推行党员旁听基层党委会议、党代会代表列席同级党委有关会议等做法,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和透明度。
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里程碑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头发扬党内民主,多次强调党内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由中央政治局带头,多次召开认真务实的民主生活会。2013年6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大家发言并进行交流。会议共安排6个半天时间,完成了3项议程:听取中央八项规定贯彻执行情况和对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情况的汇报,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发言、对照检查自己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情况,讨论研究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和制度。随后,从9月26日开始,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半天时间全程参加了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在这次民主生活会上,批评言辞之公开、犀利和坦率,为近年罕见。平时一团和气的领导干部之间,甚至下级对上级进行互相批评,着实让人惊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位中央常委联系一个省参加民主生活会,这是第一次。2014年习总书记在河南兰考参加了兰考县委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8日至29日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围绕中央政治局带头践行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抓作风建设的实际,联系自身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实际,联系严格教育管理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实际,联系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人案件的深刻教训,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的实践,研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中央政治局自身建设的措施。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民主生活会要及时开,遇到重要问题或普遍性问题,需要集体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要召开民主生活会,把问题说清楚、谈透彻。有了群众反映,接到揭发检举,经查核确有轻微违规违纪行为,就要让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生活会上自我检讨,大家批评帮助,共同敲响警钟。201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强调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10月23日至27日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研究部署了加强党的建设重大问题,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6年12月26日至27日召开民主生活会,以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围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要求,重点对照《准则》、《条例》,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作风建设的实际,联系自身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实际,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措施。会议认为,《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中央政治局每年要召开民主生活会。要落实好这一规定,把每次民主生活会都开好、开出高质量,在全党起到示范作用。到目前,中央政治局以上率下,在全党形成了召开党内民主生活会的风气,使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纲领性文件,它使党内民主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得到完善和规范。《准则》的制定和实施是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又一个里程碑。《准则》第六条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第七条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第九条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第十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都是有关党内民主和党的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基本规范和基本遵循,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意义非常重大。今后,以《准则》为标杆,党内民主与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将会走上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作者单位:中共汶上县委党校)·工作研究·《济宁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济宁市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研究

济宁市农业局
济宁市是农业大市,共有涉农乡镇145个、耕地面积917万亩,常年粮食种植面积1100万亩,粮食产量占全省的1/8,肉类产量占全省的1/9,淡水产品产量占全省的1/4,是全国重要的粮棉油基地、特色农产品基地和名优畜牧品种繁育基地,多次被农业部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建成110万亩大蒜、40万亩辣椒、45万亩良种、400万亩蔬菜、7600万平方米食用菌等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鲁西黄牛、小尾寒羊、汶上芦花鸡等九大畜禽品种列入国家和省级畜牧遗传资源重点保护品种名录,微山湖乌鳢、大闸蟹、龙虾等渔湖产品畅销国内大中城市市场。
一、现代农业发展成效
(一)农业园区建设步伐加快。农业园区能够在一定区域内集聚土地、人才、科技、资金、政策等各类要素,吸引各类经营主体入驻,实现集约、集聚、集群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一二三产融合的重要载体。金乡县跨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行列,金乡、邹城、泗水3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顺利。2016年启动整建制现代农业示范区创建,连续五年在全市建成100处产业高效、设施先进、产供销一体、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目前,第一批20处市级示范园区建设成效明显。济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生物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机装备制造、优良苗木和现代种业”五大主导产业优势凸显,53项重点规划项目已基本完成,园区创新能力整体水平位居246个国家同类园区第二名。邹城食用菌产业园获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邹城食用菌生产企业及合作社达到50家,年产鲜菇近26万吨,产值21亿元。任城、泗水、鱼台、梁山四县区获批省级农业科技园区,评定市级农业科技园区85家。深入实施环南四湖50万亩生态池塘建设,累计改造池塘1.79万亩、退还湖4.34万亩;济宁(金乡)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区探索发展光伏食用菌产业,“光伏发电要阳光、食用菌生长要遮光”,光伏发电与食用菌种植有机结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能力,园区占地1800亩,分三期建设800座光伏食用菌科技大棚,一期投资装机容量20MW已正式并网发电,日发电量12万度;汶上县2017年列支县级财政专项资金1000万元,用于建设一批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示范基地和园区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断提升。农业龙头企业是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伸价值链、提升利益链,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力量。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济宁市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到979家,其中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547家,年销售收入突破825亿元,今年第一季度共出口大蒜、洋葱、蒜台、山药、牛蒡等保鲜蔬菜15.77万吨、3.35亿美元,货值增幅达到36%,大蒜出口13.1万吨、出口量占全国50%。积极引导龙头企业开展精深加工、集群发展,形成了金乡以华光、宏昌等龙头企业为支撑的大蒜加工产业群,兖州以百盛生物、华龙面业、巧嫂面粉、白象食品等龙头企业为主的粮油加工产业群,泗水以利丰、水晶等为主的甘薯加工产业群,邹城以常生源、友合等为主的食用菌加工产业群,鱼台以美晶、丰谷为主的大米加工产业群等,显着提升了农业竞争力、带动了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自建或联合共建原料生产基地460万亩、参与农户110万户以上。嘉祥、泗水、金乡获批省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县,泗水、金乡被评为“中国食品百强县”。兖州区被认定为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共有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42家,年销售收入122亿元,每年加工转化小麦、玉米140万吨,其中山东百盛生物科技公司为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年加工玉米45万吨,主要产品为葡萄糖酸钠、葡萄糖酸内酯、乳酸及乳酸盐等,与绿源公司等饲料企业合作,带动优质玉米生产基地120万亩。
(三)品牌农业优势凸显。坚持把发展品牌农业作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和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增加农业效益的重大举措,我市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企业品牌实力不断培育壮大,金乡大蒜、兖州绿源、嘉祥圣丰、泗水利丰等9个农业品牌列入省级品牌目录。区域公用品牌集聚发展,全市共有金乡大蒜、邹城食用菌、鱼台大米、嘉祥种业、微山渔湖产品、汶上芦花鸡、任城苗木花卉、嘉祥梁山鲁西黄牛和小尾寒羊等20多个知名区域公用品牌。“金乡大蒜”在“2016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会”上以202.58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全国654个地理标志农产品第8位;鱼台大米常年种植面积32万亩、产量20.1万吨,鱼台毛木耳、杞柳产值分别超过10亿、8亿;泗水地瓜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品牌价值高达28.18亿元;嘉祥现代种业发展迅速,年种子交易额近10亿元,被农业部认定为国家科技良种制种基地县及国家首批区域性大豆良种繁育基地;微山湖渔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先后赴北京、上海、沈阳、武汉、西安等地举办推介会,参加国际农交会和渔业博览会,广泛推介了微山湖乌鳢、小龙虾、大闸蟹、四鼻鲤鱼等系列渔业品牌产品,100余家新闻媒体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宣传和报道;我市地方特色畜产品年加工量10万吨、销售收入超过30亿元,发展地方特色畜牧业的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开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全市“三品一标”认证总数达到522个、面积420万亩,其中泗水县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余个,居全国县域第一;曲阜市有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面积比重达到64.7%;邹城市张庄镇积极打造“张庄大樱桃”品牌特色小镇,目前大樱桃种植总面积达4万余亩,是济宁最大的樱桃采摘园,连续6年组织开展了樱桃采摘节,加快樱桃产业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张庄大樱桃”品牌影响力。
(四)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迅速。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猛,成为农村经济新亮点。我市培育各类农业电子商务经营主体552家,阿里、京东等知名电商平台村级服务站2000多个。以销售农资为主的嘉祥县天辰“云农场”自2014年上线运行,已在全国400多个县建立了服务中心,设立村级服务网点3.35万多家,服务土地3亿亩,成为全国最大的网上农资商城;兖州区拥有电商企业及个体近1800家,其中入驻阿里巴巴诚信通的企业305家,阿里巴巴、京东商城、乐村淘等一批国内知名电商企业在兖州落户扎根,市级以上农业重点龙头企业建立了企业网站,借助淘宝、京东、58同城等电商交易平台,开展粮油、果蔬、花卉、林产品、畜禽及其他农副产品交易,农产品电子商务年销售额4772万元,带动就业人员1000余人。积极推进“互联网+农机服务”,“E田科技靠谱作业平台”使农技服务搭上了“互联网+”,《新闻联播》、《农民日报》、新华网等新闻媒体对其进行了特别报道,济宁市小麦机收率高达99.57%、玉米机播率达到99.7%。加快发展生态观光农业,泗水与曲阜被评为国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曲阜市列入国家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县,邹城申报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区,新增3处省级畜牧业旅游示范区。
(五)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目前,全市发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农机、土地托管合作社等各类新型社会化服务主体2130家,农业专业化、集约化水平显着提升。全市农机合作社达到520家,农机总动力1140万千瓦,年农机作业服务面积突破5600万亩次。全市植保专业防治队伍350个,其中国家级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百强服务组织1家、省级优秀服务组织9家,拥有各类植保机械1.38万部,2016年全市统防统治面积达360万亩次,实现了农药减量控害。如邹城市禾润植物保护专业合作社为“全国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百强服务组织”,配有多旋翼无人遥控植保飞机、大型车载式植保机械、机动喷雾器等先进植保和播种机械,统防统治日作业能力达到6000亩,农民将病虫草害防治委托合作社承担,显着提高了植保工作效率。兖州区已注册成立农机、植保、农技服务等农业服务组织86家,提供粮食烘干、植保、土地托管等社会化服务,促进了农业生产机械化。我市大田作物托管服务模式在全国推广,托管面积达到269万亩,全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率达到43%,获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六)农村改革深入推进。济宁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率先通过省级验收。健全完善农村综合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先后出台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任城、曲阜、泗水、邹城、金乡、嘉祥6个县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挂牌运营、乡镇农村产权流转平台数量达到147处,其中齐鲁农村产权交易落地邹城分公司共建成1个县级、16个镇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极大地促进了土地经营权等农村产权流转。全市共流转农村土地224.6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28.6%,其中兖州区流转土地面积3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62.5%。培育多元化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数量分别达到13736家和1801家。曲阜、任城、泗水等县市区加大县级财政投入,先后开展了县级重点龙头企业、示范社(场)评选活动,并给予财政奖励扶持。实施新型职业农民示范县项目,全市职业农民队伍达到8100人。
二、面临的困难及问题
一是政策支持不配套。目前,引导鼓励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品牌农业发展等支持配套政策不完善。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协会、产业联盟等政策扶持力度小,基层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创新动力不足。
二是载体平台支撑不牢固。农业园区建设存在财政投入偏少、配套资金不及时,在支持园区建设方面缺乏有效的政策措施,影响园区建设可持续发展。
三是示范引导缺力度。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是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的主导力量。当前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个头小、实力弱、组织化程度低,与基地、农户利益联结不紧密,带动能力弱。
四是品牌培育缺典型。在农产品品牌打造和宣传上县市区较为分散,缺乏统一响亮、能够反映济宁农业特色的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农业经营主体品牌意识不强,在品牌宣传、培育、保护上投入不足,缺乏综合实力强、龙头带动作用明显的企业,企业之间抱团、联合发展意识不强,整体竞争力有待提升。
三、措施建议
一是大力发展农业新业态。农业园区是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跨界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依托2017年第二批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综合体、田园综合体。大力发展“农业+健康养生”绿色农业,支持任城、嘉祥、曲阜、泗水、高新区等对接鲁西医药康养示范区建设项目。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规划建设环南四湖大生态,探索湖区绿色产业新模式,推进环南四湖50万亩生态池塘改造工程建设;创建国家特色畜产品优势产区,支持特色畜牧优势产业项目建设,推广发酵床养殖、林下散养、“畜—沼—作物”循环等生态种养模式,探索养治分离PPP模式,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二是加快农业品牌高端化发展步伐。制定出台《济宁市农产品品牌建设实施方案》,高起点、全方位启动济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品牌形象设计、品牌宣传活动策划等工作。支持“金乡大蒜协会”、“嘉祥种业协会”运作发展,引导邹城食用菌、鱼台大米、兖州粮油、泗水粉条等县市区龙头企业牵头成立行业协会或产业联盟,加强企业联合和行业自律,维护区域公用品牌整体形象。充分挖掘微山湖渔业品牌优势,坚持品牌渔业战略、整合优质资源、发掘渔业文化内涵、开拓品牌市场、夯实品牌质量基础,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品牌渔业快速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引导建设一批“展示、销售、电商、宣传”为一体的济宁品牌农产品展销中心,提高我市农业品牌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
三是支持农业新技术创新发展。积极促进济宁市农科院与中国农科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实现农业高新技术转化应用,提升农业创新研发能力。鼓励引导“百盛”、“圣丰”等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加强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等科研机构战略合作,通过实施定向育种、科技研发,提高企业效益。抓好农业部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农作物种子、国家级甘薯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农技推广信息化应用示范全域覆盖等项目的对上争取。支持农业高科技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建立创新平台(联盟),加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农机、新材料研发与应用。
四是培育现代农业发展主体。指导督促县市区全部建立县级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平台,为土地经营权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提供便利化、一站式服务,探索建立土地规模流转风险基金,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年底土地规模化率达到45%以上;创新·社科动态·《济宁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农业融资模式,建议设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担保基金,配合人民银行、银监局等金融机构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试点,联合邮储银行等搭建农银协作平台,拓宽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实施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工程,扶持国家和省、市级农业重点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示范社、家庭农场示范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基地”等产业化经营模式,年内评定50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00家市级农民合作示范社(家庭农场示范场),指导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菱花集团梁山60万亩现代农业产加销一体化示范项目获得部、省支持。
五是加强重大政策对上对接争取。指导汶上、兖州、邹城、金乡、嘉祥等粮棉油、特色农产品生产大县对接申报国家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支持邹城、泗水省级示范区申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指导曲阜、邹城、金乡等申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加快济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依托入驻园区农业龙头企业建设创新平台,凸显生物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机装备制造、优良苗木和现代种业五大产业优势,支持济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申报建设国家级农业高科技示范区。加大国家省级高标准农田建设、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粮食高产创建平台等政策项目,提升粮食产能;加大“三品一标”财政奖励扶持力度,持续扩大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面积,健全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建设。申请将我市纳入国家森林防火重点区域、国家退耕还林实施范围,推进山上绿色粮仓、湿地保护与修复、林业生态保护与修复、退耕还林还果、木材加工千亿级产业集群工程等工作。

更正:2017年第1期《济宁社会科学》刊登的《孔子宰中都的为政之道》作者为李曰春。

 


省社科界第三届人文艺术作品大赛获奖作品揭晓
——兖州区获奖数量和质量均居全省各县市(区)首位


近日,山东省社科联举办的“学以致用·笃志笃行”——山东省社科界第三届人文艺术作品大赛获奖作品揭晓。兖州区共有20余件作品参评,荣获书法类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名;绘画类三等奖2名;摄影类青年原创奖1名、三等奖2名,获奖数量和质量均居全省各县(市、区)首位。
近年来,兖州区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作为,勇于开拓,为全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品充分展现了兖州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全新面貌和社科界的创新精神,为进一步繁荣社科事业,加快社会进步注入新的活力。
(曹君)


责任编辑:济宁社科联

相关文章

  • ·没有相关文章

相关专题

  • ·专题1信息无
  • ·专题2信息无